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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矿业公司背后的环保困境

在中国西南一家大型矿业公司做了三年环境管理工作的青年人华明,讲述了他的亲身感受。从工人到环保技术员,再到掌控大型冶炼厂的环保主管,他的成就感与无力感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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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到“环保”

初进厂时,我被分配到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厂。这里生产工艺十分落后,称得上环保设施的,仅仅是几个布袋除尘器和一个简单的污水处理站。

很多工人仅把环保理解为打扫卫生。环保局来检查,几台炉子都熄火停炉,我的工作是在厂里到处检查,以防有哪个烟囱冒出黑烟。

离开老厂后,我在公司所属的另一家冶炼厂学习尾气脱硫技术。这个厂于2005年投产,建厂时采用了一系列先进的环保设计理念,极大减少了冶炼过程的环境影响,跟老厂相比有了质的提升,老总甚至夸耀道:“不是在工厂中建花园,而是在花园中建工厂”。

作为脱硫主控手的我,这时才真正接触了现代环保设施,高浓度SO2冶炼烟气经过我的操作达标后排放,有点小小的成就感。

接着我参加了一个新冶炼厂的建设,负责其中的环保行政程序和环保设施的工艺论证、招标。这个冶炼厂配备了豪华的环保治理体系,水、气、声、渣治理工艺均为国内先进,40多亿的建设投资中,超过10亿花在了环保上。

实事求是的讲,这家公司的确能够自觉自愿地做污染防治,公司纲领里的“创建环境友好型企业”并不是一句空话,甚至一度提出了“环保是命”的口号。我曾学习脱硫技术的冶炼厂,目前为止无论在清洁生产水平还是三废治理水平上,代表的是国内同行业的最高水平,三废治理设施虽然成本高昂,但仍然每天开足马力运行,例如我曾操作的尾气脱硫系统,虽经成本核算每天要亏损一万多,但仍然没有停工的时候。公司内控环保管理严格,车间、分厂所接受的最严重的指标考核便是环保处罚。

企业的重视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作为国企、上市公司的两种身份让公司更注重外在形象。其次,公司拥有自己的矿山,原料自给率高,近些年效益一直不错,有足够的资金来做环保。此外,老基地几十年来积累的环境问题,使之成为环保行政管理部门的“眼中钉”,周围老百姓也常表达不满。

政府的要求总不是那么容易达到,老百姓的要求又不好应付,而自己企业的内控环保要求甚至比环保局还严格。环保部门如果将任务压给车间,后者常常充满怨言,往往顶回一句:“生产完不成怎么办”;而如果直接对车间实施处罚又于心不忍,毕竟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而环保和生产、效益的永恒矛盾,使环保部门永远没有成就可言,是一个对上、对外、对他人和自己都不讨好的工作。

与环保局的博弈

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环保行政管理部门跟其他行政主管部门相比是弱势部门。《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太轻,最多不过20万,对企业不过是九牛一毛。

但在企业看来,环保部门已经是最强势的部门之一,环保执法对企业威慑力最大的不是罚款,而是一些行政限制,如不予通过环评、不予通过试生产、不予通过上市或再融资环保核查等。紫金矿业污染事故、曲靖铬渣污染事故相关责任人接受刑事处罚的事实也给企业敲响了警钟。

每逢环保部、各级环保局来检查,上上下下都极为紧张,各个级别都以最高规格接待。如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会有加不完的班,一改再改的汇报材料,生怕哪个疏忽捅出大篓子。

虽然环保部门对企业污染管理严格,由于技术限制,超标排放常常不可避免。久而久之,企业也有了一套自己的应对方法。

在我这里,环保监测部门来监测时,工厂采用降低工况等手段来骗取数据达标算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即使安装了在线监测系统也有造假的可能。并且,排污总量统计的仅是企业申报的部分排污口而已,其他排污口往往不在监测范围。

此外,“废水零排放”的概念在近些年也被环保部门广泛推崇。而很多企业虽然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废水处理与回用系统,但基本不可能做到零排放。

事实上,现有的污水处理工艺只能针对性地除去一些特征污染物,不可能除去一切杂质。如钠、钾等一些非污染物质,随着水循环将不断富集。如浓度过高,会给生产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企业只能将这些物质——外排。

明明做不到零排放,但又没有排污口。此时,往地下水和小山沟里偷排成了企业最好的选择。云南某地的工业园区即是如此:整个园区没有几家企业有正规的排污口,于是园区下游的某水库就出现了水质恶化。

与社区
的关系

我在老厂工作期间,附近村民曾多次和工厂发生冲突,起因是污染纠纷。

厂里环保部门专门有一个岗位叫“农赔”,工作是协调污染后对周边居民的补偿。公司每年也会有一笔几百万元的污染赔偿预算。但这笔补偿款常被地方政府层层扣留,到老百姓手里时往往所剩无几。

村民拿不到钱,就找企业。正常的沟通渠道受阻,他们只能选择堵大门、静坐等极端的方式,甚至石头、锄头加身的暴力。

虽然有很多村民在厂里打短工补贴家用,公司也解决了他们的饮用水、子女上学等问题,但污染的存在使他们对工厂仍然充满了敌意,也给他们进厂偷矿、偷设备提供了心安理得的理由。

在各方压力下,老厂终于在去年彻底关停,几千工人被迫提前退休,村民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一个几万人的城镇开始日渐萧条,和其他所有矿区一样“因矿而生、因矿而死”。工人们可以搬去省城、市区养老,但土壤中几十年积累的重金属将继续伴随村民的生活,村民唯一能指望的只有漫长的生态修复计划。

原载于《青年环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