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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增长”繁荣?

当中国正在争论是否该终结GDP增长目标时,让我们来听听关于经济增长争论正反双方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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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贫穷时,经济增长会增加幸福感,但当超过适当的舒适程度时,其好处则会趋于稳定。图片来源:allie/gator

 

第一部分,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气候研究专业的教授小罗杰·皮尔克指出,反增长会导致穷人一直是穷人。

“反增长”是什么意思?


在一些圈子里,反对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作家及气候变化活动家比尔·麦克基本断言说:“增长可能成为一个我们最终必须打破的大习惯。”他又补充道:“这说起来不是件好事情,而且是非美国式的。”此类关于终结增长的呼声在环境争论以及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探讨中最为高涨。但反对经济增长实际上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认为所谓的反增长实际上就是要让穷人一直穷下去。

经济增长只不过是一个反映长期以来财富积累的度量标准,通常都是以“世界货币” 美元为单位。经济学家将经济增长划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劳动力增长,即工作人口的增加;二是资本增长,即可供劳动力在商品(如食品)和服务(如外科医疗)生产中使用的事物的增长;三是生产率增长,即我们将劳动力和资本转化为商品和服务的效率的提高。

通过分析经济增长这三个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反增长”。

·反劳动力增长,新马尔萨斯主义者

这一种反对增长的意见完全忠实地遵照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传统,专注于全球人口问题。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声名鹊起,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人口控制提倡者保罗·埃尔利希。如今,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光辉逐渐暗淡,原因可能就是联合国人口预测指出人口增长将在本世纪晚期停止,接下来会出现人口减少。尽管如此,新马尔萨斯主义仍有其追随者。正如阿兰·维斯曼在去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所说:“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连我们中间最卑微的人也已经卷入这个世界日益严重的问题中。”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眼中的反增长就是限制人口。

·反资本增长,峰值地球论者

这另一派反增长论者的关注点没有放在人口数量上,而是资源消费上。我将这派人称为峰值地球论者,他们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一套概念,如生态足迹、地球界限和自然资本。这些概念反映了适当的关切,但至于对持续经济增长的限制,人类却出现了通过效率增益和替代物来突破物质限制的趋势。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石油峰值”,看起来似乎近在眼前,但随着我们开发新的石油资源,一直迟迟没有出现。峰值地球论者眼中解决资源限制的办法是反增长,而非效率增益和替代物。

·反生产率增长,勒德分子

“勒德分子”这一词汇指的是十九世纪早期的一场反工业化运动,来源是一个名叫内德·勒德的带头反对者。“勒德分子”通常被用来表示反对技术,参考了起初勒德分子毁坏机械设备这一事实,但这是对历史的误读。勒德分子反对的是由将机械引入工厂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的影响,而这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勒德分子对其他领域的关注。比如,2013年12月,《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2013机器人偷走我们工作的八种方式》的文章。勒德分子将反增长视为制止技术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一种手段。

一旦把反增长分解为几个组成部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反增长”并不是一个非常清楚一致的概念。比如,那些备受青睐的理念通常被称为“可持续增长”,如使用可再生能源技术而非化石燃料来为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提供动力与上述三个部分中的任何一个都不相符。显然,可持续增长并非反增长。

在不远的未来,地球上的经济增长及其后果将由今天的穷国们主导。经合组织(OECD)预测,从2013年到2030年,82%的经济增长将发生在今天被视为“贫穷”的那些国家;仅有18%发生在美国、西欧、日本和少数几个其他富国。类似的,BP公司2014年1月发表的《2035世界能源展望》指出,到2035年全世界95%的能源消费增长将发生在较贫穷的国家。

一些人试图通过将矛头指向富国来给他们的反增长论点披上“糖衣”。但是,由于世界大多数的预期增长都发生在穷国,这些观点只不过是数学上不合逻辑的推论而已。现实就是,如今反增长实际上就是反对穷国增长。但是,反增长活动者决不会公开要求穷国保持贫困,这一事实说明如今全球政治中力量增长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归根结底,关于增长的争论掩盖了那些更基础的争论,如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我们未来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世界这些议题。把对于增长的关切分解为不同组成部分,有助于将争论集中在那些可以或不能以经验为主来解决的问题上。因此,当你遇见一位反增长论者的时候,可以问问他(或她):你是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峰值地球论者还是勒德分子?

作为回应,《经济是什么?》一书的合著者约翰·格拉夫则认为,经济持续增长与地球的有限资源是相互矛盾的。

我们无法继续增长

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吗?是可取的吗?首先让我们来界定一下术语。我这里所说的是物质增长,即为更多的人创造更多产品。非物质的“发展”(包括健康、教育和闲暇的改善)也可以是可持续的和可取的。但更进一步的物质增长,特别是在富国,恐怕更难自圆其说。

20世纪环保主义者大卫·布罗尔指出,二战以来的人口和经济增长已经导致物质消费远远超过了之前全部的人类历史。在这样短短的一段时期中(如果把地球的历史看作一周的话,这段时间只相当于百分之一秒),我们已经让渔业资源、化石燃料和土壤减少了一半,而且造成了无数物种的灭绝和危险的气候变化。

想想我们在这地球历史上的转瞬之间所做的一切意味着什么吧。有一些人认为在过去那“百分之一秒”中的做法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布罗尔指出,这些人都被视为理性和优秀的人。的确,他们掌控着我们的政府和产业。但他们“完全疯狂”了。要让我们的领导人摒弃增长可能很难,但还不至于像改变物理定律那么难。

就简单的一句话:我们不能再这样增长下去了。

全球足迹网络
发现,我们已经使用了比可持续情况下多得多的资源,产生了更多的垃圾。这里“可持续”的意思是大量的时间。如果每个国家都采取美国的生活方式,要再多四个地球才能满足。

技术进步可以减少每个额外增长单位的影响。但这种“脱钩”只是部分的。总的资源使用和生产量通过所谓的“杰文斯悖论”继续增长,比如我们的汽车油耗改进后,会更多地开车或者用节省下来的钱更多地坐飞机,从而导致总能源消费的增加。正如生态经济学家蒂姆·杰克逊所说:“即便相对的‘脱钩’没有发生,资源效率也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出现了新的,但更危险的手段来推动继续增长 ,如水力压裂法(页岩气)、油砂开采以及昂贵且蕴含巨大危险的核技术。就连太阳能和风能技术也需要增加铜的露天开采,从而威胁像布里斯托湾这样的偏远地区。环境危机的潜在后果随着更加复杂和脆弱的技术持续增加。这些技术“突破”被认为是否定增长极限的证据,其实它们只不过是临时应急措施。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认为增长是必要的和可取的。但记录顶多是好坏参半。当国家贫穷时,经济增长会增加幸福感,但当超过适当的舒适程度时,其好处则会趋于稳定。在这一点上,美国是最好的例子。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人均收入已经增加了3倍,但根据盖洛普的年度调查,幸福度则持平甚至下降。

贫穷国家仍然需要增长。比如,根据联合国的《2013全球幸福指数报告》,过去5年中的适度增长让安哥拉的幸福感增加了25%。但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增长,不要像那些弥漫着市场价值观的新消费社会一样。而富国的更大增长不但不可持续,而且适得其反。在美国,医生们把来自过劳的压力称为“新烟草”,同时人们的沮丧和孤独也在猛增。

意大利经济学家斯特凡诺·巴尔托里尼指出,快速的经济增长是社会溃败的征兆,而非(社会的)活力。对增长的渴望导致工作时间延长和自然栖息地丧失。社会联系被过度工作所吞噬,但又以消费品的形式被卖给我们,我们以为这些东西会让我们快乐。我们用飞到华丽的热带海滩度假的方式来缓解天性的丧失,但这些“防御性支出”只会带来更多的增长,加剧资源枯竭和气候变化。

我们被灌输说必须增长才能获得工作机会,才能“普渡众生”。但过去35年的增长哪点都没办到。增长使富者更富,在美国和全球制造出一个贫富“大峡谷”。如今,全球85个最富的富翁所拥有的财富和全球50%最穷的人的财富总量一样多。增长型经济政策导致工作岗位因“外包”和“自动化”而不断减少,且这一趋势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认为做大蛋糕能够带来平衡的想法只会耽误公平的财富再分配。

但如果不增长的话,我们怎样才能防止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失业呢?马克思、凯恩斯等伟大的经济学家们早已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我们应该分享就业机会,减少工作时间。这仍然是未来的出路。用生产率换取闲暇而非物质,将让我们减少失业,同时带给每个人社会联系和消遣娱乐的时间。对工作时间的限制将让我们有时间恢复邻里关系,自己种植一些食物,消除压力,并且从事我们喜欢的艺术、体育和文化活动。

50年前,林登·约翰逊在其题为《伟大社会》的演讲中警告说,我们国家的价值观和美正在被“肆无忌惮的增长所埋葬”。他说,对一个伟大社会的判断标准不是其商品的质量,而是其目标的质量。我们的物质丰富但闲暇和快乐匮乏,我们不断逼近自身健康和地球的极限,在这样一个时代,经济增长是徒劳无益的。

环境主义者们应该对增长赞歌听而不闻。美好的生活就在前方,如果我们选择,就能拥有它。


翻译: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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