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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中国土壤重金属污染之困

何 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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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高速发展导致的土壤污染无异于一场噩梦,给村民的健康和生计带来了诸多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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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土壤污染数据被列为“国家秘密”,现在官员们已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图片来源:Wu Di

 

中外对话和耶鲁大学森林与环境研究学院旗下的耶鲁大学环境360合作报道,共同推出中国土壤污染专题文章,本文为该系列文章的第一篇。该合作项目还得到了美国普利策新闻报导中心危机报道的支持。

张均伟年仅50岁的堂叔2012年2月份过世了。生前,他被癌症折磨了三年,直肠、膀胱全部被切除。回想起这些,张均伟觉得堂叔“生不如死,死亡也许是最好的解脱”。堂叔过世已经两年,张均伟仍然不愿提起他。直到今天,他还害怕谈论堂叔生前所经历的苦痛会给家人带来麻烦。

张均伟堂叔生前所在的江苏省宜兴市分水村位于太湖西岸,这里河网密布,人口有7000多。太湖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横跨江苏、浙江两省,水域面积2338.1平方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以风景秀美、物产丰富而著称。

然而,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加速工业化进程,一条新修的石子路将原本寂静的分水村与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连接了起来。太湖沿岸的工厂开始增多,分水村的村民也因为在厂里打工而腰包渐鼓,村里青瓦白墙的传统平房也逐渐被两、三层的小楼所取代。与许多邻居一样,张均伟的堂叔也在一家工厂打工。

然而,疾病却给这个小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堂叔生病时,唯一的儿子正在服役。部队工资低,难以负担父亲的医疗费。为了给丈夫看病,堂婶只好去工厂打工。这样一来,工作日里,生病的堂叔身边就无人照料。癌症花光了这个家庭所有的积蓄,但最终也没能换回堂叔的生命。过世前的几天,堂叔都是一人在家自己照顾自己。当他最后一次起身拿水喝的时候,终于支撑不住,瘫倒在地,那一天他便撒手人寰.。

张均伟(为了保护当事人身份故将其真实姓名隐去)认为,堂叔之所以患上癌症都是土壤污染造成的。土壤污染在中国是个敏感话题,张均伟至今还不敢公开谈论。

张均伟刚刚四十出头,跟他堂叔一样,一辈子都住在太湖边。分水村8.7公里外的周铁镇就是他的老家。而距周铁镇不到60公里的宜兴市是中国第一大经济区长三角地区的中心。宜兴及周边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稻米产区。早在公元960年就有诗文记载这一地区气候宜人、土壤肥沃。这里土质细密,色泽棕红,非常适合制作紫砂壶,宜兴紫砂壶在中国享有盛誉。

然而,如今,宜兴及周边地区却成为中国新兴工业版图的一部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曾经风景秀美的太湖岸边遍布着近3000家工厂。化工行业的蓬勃发展使宜兴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县级城市之一,2012年GDP达到了1066亿元人民币。

这里也是农业产区。分水村和周铁镇之间道路两旁都是一片片平整的菜地。对于这些住在城市周边的农民来说,种菜的收入要比种粮高。但当地很多农民却不吃自己种的菜。因为他们知道,在被镉、铅、汞等重金属物质污染的土壤里种出来的蔬菜,里面肯定含威胁人体健康的东西。张均伟现在也基本不吃当地的农产品,因为“污染太厉害了”。

土壤污染系列的文章特别报道:土壤污染威胁中国食品安全

尽管土壤污染对健康的危害丝毫不逊于波及面更广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但在中国,公众对于土壤污染的关注度却相对较低。政府对土壤污染数据严格保密,甚至将其列为“国家机密”。中国政府不久前还阻挠媒体对新兴工业地区癌症频发的现象进行曝光。直到2013年2月,环保部才最终承认“癌症村”的存在,并公布了一份名录。 名录中就包括太湖周边地区,以及分水村和周铁镇。据中国民间专家估计,中国大陆地区有450个癌症村450个,且有逐渐扩散的迹象。

癌症热点地区宜兴的案例非常典型。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当地官员被席卷全国的经济浪潮裹挟着,迫不及待地引进了大批工厂和化工企业。本就薄弱的环境监管往往被抛之脑后。在张均伟看来,“政府官员唯GDP论,不管什么污染企业都敢引进”。一开始,那些在新开办的工厂找到工作的村民也持欢迎态度。

最早出现反常迹象的是太湖。宜兴市另一位名叫吴立红的环保人士为了保卫太湖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本是渔民的吴立红发现,原本清澈见底的湖水变得混浊不堪。这令他很是担忧。于是,在他的组织下,一个名叫太湖卫士的当地环境监测组织开始收集太湖及其支流的水体样本。

16年来,吴立红饱受当地官员和警察的打压,但仍不断上访,希望太湖不断恶化的水质能够引起上级政府部门的注意。在他的努力下,成功迫使200多家工厂关闭。然而,2007年4月13日,吴立红因涉嫌敲诈勒索被拘捕,并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他保卫太湖的活动也戛然而止。在他被捕后的一个月,环保总局授予宜兴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的称号,而5天后太湖蓝藻暴发。

2007年盛夏发生的这段插曲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让中央和省政府尴尬不已。据太湖流域管理部门的资料显示,太湖流域53个水源供应着3000万人口。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引述周铁镇官员的话说,太湖因蓝藻暴发引发供水危机,不少地方湖水像“酱油”一样。这一事件迫使当局不得不采取行动。


周铁镇一些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排入河中,河水中的重金属含量超标。图片来源:Wu Di

2006年底宜兴有化工生产企业1188家。通过6年的整治,截至2013年10月,累计关停并转化工生产企业583家,其中,周铁镇有104家,相邻的太华镇有57家。2013年年底,宜兴对化工行业进行了新一轮整治,并计划在未来两年关停52家化工生产企业。

这一切对于吴立红来说都来得太晚了。如今,吴立红已经出狱,妻女已经出国。但他的诸多行动还会受到一些限制,比如不能公开向媒体发表看法等。他的遭遇也在提醒其他村民,环保是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

环境污染问题在宜兴当地是个极为敏感的话题,以至于受访者大都不敢透露自己的姓名,担心会遭到当地官员报复。还有些人则认为,官方对污染问题的遮遮掩掩剥夺了他们的知情权,让他们无从了解自己及家人的健康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危险。据张均伟回忆,他老家那里“污染严重的时候,人排出的汗都有颜色,我的亲戚中有几个人年纪轻轻就死于癌症”。

尽管当地政府关闭了一些污染最严重的化工厂,但那些化工厂排放出来的污染物最终通过废水、废渣等进入到了土壤中。多年污染留下的有毒废弃物还在威胁着该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群众的健康。

当地的癌症发病率在不断攀升。对此,张均伟及其他村民都非常清楚。他们怀疑污染是罪魁祸首。村民们说,癌症患者大概从10年前开始增加,一些工厂附近的农民因为工厂带来的污染而生病或过世。他们的怀疑有充分的根据。在被镉等重金属污染的土地上种植的作物肯定会吸收有毒物质。当地农民很清楚污染的危害,但直到今天,他们除了种地之外,别无选择。这些家庭既不能直接从工业化中受益,也没有其他经济来源。虽然知道当地的农产品受到了污染,但经济条件最差的那些人也只能吃自己种的东西。

然而,从科学角度来看,尚难认定环境污染与癌症之间存在直接联系。江苏省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陈阿江认为,环境污染与癌症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准确判断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困难。

2007年,陈教授在政府的资助下开展了太湖、淮河流域“人—水”和谐机制的研究。他与四位研究人员历时五年,对河南、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等省展开实地调查,力求寻找环境污染与癌症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污染导致居民患病,影响了经济发展,诱发贫困,或者导致人口迁徙。虽然目前医学上尚难认定“癌症村”中的“癌症-污染”关系,但陈阿江与他的研究团队发现,“癌症村”作为社会事实已经存在,生活在癌症村里的人们遭受着严重伤害。

化工厂排放出来的污染物以废气、废渣、废水的形式排入太湖以及当地其他水系。如今,这些污染物在土壤中蓄积。但政府却不愿面对问题的严重性。2013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还曾授予周铁镇“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与此前西宁获得的殊荣一样,这一奖项似乎与周铁镇真实的环境状况不符。

2013年4月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所做的一份未完全公开的报告称,2004年以来,苏锡常地区部分土壤的镉、汞等重金属污染范围在逐步扩展,有连点成面的趋势。这份题为《长江三角洲典型地面沉降区水土污染监测与防治技术研发与示范》的报告显示,2005年至2011年期间,苏锡常地区地表土壤中有37.5%的样点镉含量处于增长状态,一般增幅为平均每年0.03毫克/千克左右,最大达到平均每年0.2毫克/千克。

研究人员通过持续监测发现污染在不断恶化。报告称,某地原来只有工业区周围相对独立的区域土壤镉含量超过0.4毫克/千克。然而,到2012年,附近大片农田遭到相同程度的污染,所生产的大米和水稻也被污染。

报告还提及,某乡镇因当地有多家企业直接将排污口对准其厂外的河道,导致一条河流中河泥的镉含量高达1500毫克/千克以上,该地稻米的镉含量一般大于0.5毫克/千克。而根据中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大米的镉含量不得高于0.2毫克/千克,国际通行标准则是不得高于0.4毫克/千克。而该镇稻米镉含量早已超出了这个标准。后经证实,该乡镇就是周铁镇西南29公里的丁蜀镇。

宜兴市下辖的丁蜀镇,因主产陶瓷被冠以陶都明珠的称号,该镇遍布琉璃瓦厂、紫砂壶厂、紫砂作坊。陶瓷制品是宜兴重要的收入来源,但这些工厂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环境,污染了这一地区的土壤。宜兴市从2011年初开始整治辖区内的琉璃瓦企业,直到2013年6月才彻底关停300余家。

该地区的环境问题表明,中国必将为其30多年快速的经济增长付出高昂代价,而日益严峻的土壤污染问题正在成为中国粮食安全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之一。官方估算称,中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然而官方在采取措施应对土壤污染时却是一副遮遮掩掩、含含糊糊的样子。直到今天,人们还需要通过不同的报告才能拼凑出污染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的全貌。

例如,2010年,国际专业机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在其《中国土壤环境保护政策研究国合会专题政策研究报告》中警告,中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并引用199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称,中国耕地污染较重,有1000万公顷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而据200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00年对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结果发现其中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以上。


受污染的河水又用来灌溉水稻,导致水稻中部分重金属超标。图片来源:Wu Di

国合会的研究人员对中国的土壤监管体系也不看好,认为土壤污染防治投入严重不足。他们指出,土壤污染会使农作物的质量下降,因此建议开展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立法工作、完善中国土壤环境标准体系。

目前,有迹象表明,土壤污染的严重性正迫使中国政府解决累积数十年的环境污染问题,并对过去不计环境代价一味追求增长的政策重新进行审视。2007年7月,国土资源部与国家统计局启动了全国土地调查。该调查于2009年结束,但直到2013年12月才公布部分调查结果。2014年4月,政府公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的部分结果。这项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开展的调查对全国6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

中国目前有耕地1.35亿多公顷,但随着城市化发展和污染的日趋严重,优质耕地数量在不断减少。近期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中重度污染耕地超过300万公顷,其中重金属污染的土地所占比重目前还不清楚。早在2011年,时任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现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的万本太就曾在一次会上表示,中国约有10%的耕地遭遇铅、锌和其他重金属的超标污染。

据官方估计,全国每年因土壤污染导致粮食减产100亿公斤。另据官方估算,中国每年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公众越来越担心环境污染造成的影响。这迫使政府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然而,由上至下态度的转变还需要一定时间。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代表们通过了一份有关政府未来优先发展事项的重要战略性文件。

这份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承诺,将在国家和地方官员考核中加大环境保护的权重,地方官员将对污染负直接责任,地方官员晋升过程中将不再以经济增长为考量,并通过立法和放权严惩环境污染者,承诺制定新的环境保护法。新法已于2014年4月获得通过,其中,取消了对污染企业的处罚上限。

然而,在环保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庄国泰看来,由于土壤问题治理难度大、周期长,所需投资将非常巨大。据他称,有时候,土壤样本中还能检测出可追溯至几十年前的污染物,如1980年代已禁止使用的“666”农药残留。

庄国泰承诺说,土壤环境保护行动计划将综合运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力量,通过市场机制推动土壤污染治理,制定激励机制,吸引公众参与,并且还将制定新的土壤污染防治法。然而,土壤修复是一个耗资巨大、情况复杂的问题。污染无异于一场噩梦,给乡村带来了苦难,让很多人年纪轻轻便失去了生命,造成减产,使粮食成为毒物。然而,要走出这场噩梦却绝非易事。


更多系列文章将于下周发布

译者:东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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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蒙‧路易士

对于报导中国小村庄的土壤污染问题,普通民众是什么反应呢?当地政府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吗?

Ammon Lewis

Would people feel comfortable reporting soil contamination in smaller Chinese villages?/ Will local authorities li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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