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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手机应用能否开启中国数据透明新时代

城市污染源信息指数和手机应用“污染地图”有助于推动环境资料的公开与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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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办法从纷杂的噪音中提取出有用的信号,那么环境资料就会成为烟雾弹而非指示灯。 图片来源:绿色和平

明明已经公开的数据,却需要借助草根的力量才能获取,这看起来似乎有违常理。不过,在规章和信息泛滥的时代,官方的环境资料确实难以解读。

信息超载的风险在中国尤其严重。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环境监测的透明度亟待提高,也难以提高。比如,水污染到底是有所改善还是日趋严重?这一切对公众健康有什么影响?

如果没有办法从纷杂的噪音中提取出有用的信号,那么环境资料就会成为烟雾弹而非指示灯。

为解决这个问题,2009年,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和总部位于北京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两家非政府组织联合推出了城市污染源信息公开指数(PITI)。最近,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又推出了一个可以监控主要污染源实时数据的手机应用。

城市污染源信息公开指数对中国120个城市的环境监测和法规遵守情况进行了排名。两个组织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衡量各城市的工作,即:系统性、及时性、完整性和用户友好性。

评估包括八个项目,其中既有排污收费相关信息公示等具体问题,也有政府如何解决某个行业、区域或设施的环境污染等较宽泛的领域。污染日常监测数据公示、信访投诉和依申请公开这三个项目在最后评分中所占比重最大。评分满分为100分,60分为“及格”,表示该城市达到了中国环境监测和信息公示的相关法律要求。分数达到或超过89.5则可称为“五星级”城市,表示该城市八个项目的数据透明度都很高。

目前,还没有城市能达到“全星级”,最近评估标准的调整使这一目标更难达到。两家组织认为,中国“污染情况极为严重”,但信息公开政策“有了突破性进展”,他们在今年的评估中使用了更严格的标准,“这使很多城市在此轮评估中得分非常低”。以宁波为例,自2008年指数推出以来,宁波每年的得分都位居榜首,2013年甚至取得了85.3分,但2014年得分仅为65.9。

不过,其中也涌现出了一些表现较好的城市。2014年指数得分排在前五位的是北京以及上海、宁波、青岛和镇江四个东部城市;而居于榜末的则是大同、阳泉、玉溪、吉林和韶关。得分最高的城市的分布反映了指数得分的一个大趋势,即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做得比较好,而相对落后的内陆城市得分普遍较低。

东部沿海城市人口稠密、工业集中,碳排放也最高,做好信息公示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不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在2012年接受耶鲁大学环境法律和政策研究中心采访时说,中心也“注意到一些污染大户正在向内陆城市迁移”。

工业的转移反映了中国资源和人口的地区差异。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发达,人口较多,因此也有更大的能力来治理污染。中西部城市人口相对较少,则有更大的污染吸纳能力,但是这里生态系统脆弱,是中国主要河流的发源地,这些河流会将污染物带到下游。另外,这些地方未来人口可能会大幅增加,其经济增长引领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动向。

尽管问题重重,中国也取得了一定进步。比如,有23个省、市、自治区都开始使用在线平台来发布监测数据,也“更具备条件来发布数据以推动关于环境管理的讨论”。这一趋势在发达地区更为明显,特别是山东、浙江、福建、江苏和河北省。内蒙古、陕西、新疆、宁夏和广西等中西部省份也在在线数据平台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目前已“进入实际运转状态”。相比之下,2008年首份指数报告仅提到有7个城市具有监测数据在线共享平台。

最近法律方面的变革也更加支持在线工具的开发,以提高透明度,改善环保法律遵守情况。4月,中国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要求政府部门加强数据公开机制建设。这是25年来环保法首次进行修订,变动还包括建立新的环境污染处罚体系以及兼顾环保和经济表现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

2015年1月1日修正案正式实施后,非政府组织将能够“对污染者发起公益诉讼”。尽管一些环保组织指出该法律在公众诉讼方面仍有不足,但修正案的确提高了公众向污染者追责的能力。2014年5月,中国环保部发布《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鼓励政府部门确保公民能够拿到相关资料以要求污染者负起责任。《意见》敦促各部门利用在线平台和大众媒体与公众共享监测数据。

尽管这些变革的影响还有待检验,但新的法律承继了广开言路的作风,以更开放的姿态邀请“社会各界参与解决”环境监测和环保法律遵守中的各项问题。

马军等人都认为,公众关注度的提高“有助于中国克服环保工作中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执行不力和惩罚力度不够等问题,不过,信息公开固然重要,而如何推动公众参与使信息真正发挥作用将是未来的又一挑战”。

2013年的一项调查
发现,多数省份的环保部门官员依然认为非政府组织对数据和监测的影响力有限。6月23日在微博上搜索城市污染源信息公开指数,仅有857个结果,说明公众对指数的关注有限。而7月2日搜索“国家生态城市排名”则有199810条结果,这主要得益于主流媒体的关注。这一差距说明了推动公众参与的另一个困难:非政府组织缺乏资源和媒体途径。

但是,公众参与依然是推动地方政府提高城市污染源信息公开指数等透明度排名的主要方式。找到有效途径将数据透明问题引入环保讨论,对提高指数影响非常重要。公众对可靠准确的环保数据的吁求是毋庸置疑的。一些热点问题,如有害细颗粒污染物(统称PM2.5),能够吸引公众的广泛参与。2014年1月14日至19日,北京空气污染严重,当时大约有30000条微博提到了“PM2.5”

手机应用:污染地图

马军推动环境数据公开的最新行动是推出手机应用“污染地图”。该应用集合了中国各地15000个工厂的数据,用户可以通过区域、城市、污染物和污染者等分类查看水和空气质量数据。

应用的屏幕背景与iPhone的天气预报应用很相似,可以给出当地环境污染状况及其健康风险。除了环境污染与健康风险的关系,用户还可以通过该应用追踪污染的变化趋势。通过当地24小时或全月的空气质量指数(AQI)得分以及PM2.5水平,用户可以监督空气质量的变化情况。

通过该应用,不仅能够重点了解水和空气质量对健康的影响,同时还能够更直观地将污染与污染者联系起来。污染地图除了给出每个地区各种污染物排放量最大的企业,还提供污染实时监测数据供用户搜索空气污染大户,并对污染者提出点名批评。在污染地图的发布会上,应用识别出370个当时排放超标的大型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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