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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金大举出海,或有利于项目所在国的环境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能源顾问沈一扬博士认为,“丝路基金”是海外投资扩大的信号,同时也需要一个统一的援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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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USAID

11月5日,网上突然传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说中国计划向海外投资四万亿,几单数十亿元的项目恰在同时落锤定音。11月9日,中国宣布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但目前尚未听到来自商务部或外交部关于整体40000亿的官方说法。

人民币的海外影响力,成为APEC会前的热门话题。

中外对话:中国要向海外投资“四万亿”的说法,您怎么看?

沈一扬: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听过任何海外投资四万亿的正式说法。

但是,中国不久前宣布了对非洲、东南亚、一带一路等的信贷额度,同时牵头成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近期成立了“丝路基金”,扩大海外投资的架势很明显。虽然没有具体的提法,但是估计投资规模是差不多的。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启动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产生了极明显的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而在政局不如中国稳定、政策甚至政府更迭可能性大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少国家存在经济结构失衡),是否能够让海外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也像在中国一样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及消费,从而进一步保障巩固整体经济发展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更需要很强的风控机制。在中国能行的,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不一定立刻就行,需要小心应对。然而,因不少国家存在经济结构失衡,增长可能不具有充分的包容性。

另一方面,中国尽管也面临社会融资总额过快上升及债务激增等问题,但我个人认为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正在积极进行财税及金融市场化改革,未来金融风险将呈降低趋势。

4万亿不是一个小数目。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金砖国家银行,是资本输出的一个渠道。这些都是国际银行,运营必须国际化、正规化、透明化,这是保证资金安全的一个方式,不能单纯寄望行政手段。

中外对话:这笔资金从哪里来,会流向哪些行业和区域?

沈一扬:还不好说。一来四万亿的说法还不明确,二来投资的方式有很多种。资金来源将非常多元化。外汇储备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我认为不会像中投那样,全由财政部发行的特别国债构成。估计将通过基金模式运作,委托国际化的专业银行团队及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导入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的项目融资模式),可以进一步吸引海内外社会资本投资,持续为区域建设和发展筹措资金。

其中亚投行应该会有很大一部分会投向基础设施方向。例如现在李克强总理在推广的高铁项目,以及帮发展中国家改善移动通讯、网络建设、农业以及上下水(自来水和污水处理),当然也会包括大型的机场、港口等设施。

中亚、东南亚和非洲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很不完备,技术、资金和人员都不足,没有能力自己建设。所以这类投资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当然也会有新能源等领域。低碳将是中国政府在和国外合作的时候高举的一个旗帜,而中国在太阳能、风能, 水电和清洁煤电等领域也有巨大的产能。

中外对话:这个投资规模,对行业和金融体系有什么影响?如何解决?

沈一扬:对中国国内市场行业和金融体系,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影响,反而会有较大的推动。

尤其是能源交通通信等行业,不仅是为巨大的产能找到市场,同时也将为中国制造的国际化带来一个重大的机遇。相关行业的中国企业,如果想搭上这趟“快车”,还需要很多的能力建设。

对中国的金融体系,这样的投资规模在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一定会带来挑战。中国的财税和金融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对于如此大规模的海外投资,从投资模式到管理模式都需细致地准备。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更是国际政治问题。反过来,国际化从另一个角度也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当前的金融改革,有利于中国金融体系走向完善。

为提高投资成功率,并完善中国投资结构,我个人有三个建议。第一,目前投资可能会偏向大型的基础设施更多,我建议投资能够多元化,包括轻工业,能源、交通、环保等。同时,不光要投向大型项目,也要投向中小型企业。同时我们要额外关注普惠型项目, 要使大部分老百姓都能受惠。

第二,对于农业、电力、交通等关键产业,要有相关的能力建设支持,及技术援助类赠款项目。亚行和世行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型投资项目,常附带了技术援助和赠款,涵盖多个领域甚至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这样的工作在推动当地发展的同时也在间接为大型投资项目保驾护航,值得学习借鉴。投资接受国的项目周边基础建设完善、人工素质和人民收入提高了,就能推动GDP增长,间接增强接收方的还款能力。这是中国以前很多大型投资项目所缺乏的。

第三, 更加国际化和透明化。例如世界银行及非洲开发银行在非洲等地方投资时,都要设立很多的附加条件,例如招投标的透明度、环境保护,以及搬迁居民的补偿,必须要落实才能出资。我建议针对希望跟随中国海外投资“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前宣布环保和反腐相关的“负面清单”管理办法,记录范围不仅针对他们的海外项目和产品,也要针对他们的国内项目和产品。果能如此,我们海外投资将不仅能够帮助受援国,更可以重塑“中国制造”和“中国开发”的新形象!

中外对话:如何预估对资本接受国的环境和经济影响?

沈一扬:如果筹划得当, 应该会对资本接受国产生显著影响。经济上的联系也将更加紧密。 当然,机遇和风险将同时存在。

未来,我感觉除了资金与技术的合作外,中国和资金接受国的合作将是多元的,将以促进包容性增长为终极目标。

在此基础上,我呼吁在大量投资开始同时,中国能够成立一个统一的、由外交部, 财政部和商务部等牵头,多部门都参与的“海外援助机构”统筹这方面的行动。相当于美国的USAID(美国对外援助机构),和日本的JICA(日本对外援助机构)。其实之前中国的海外援助额度也不小。但这部分援助,常由多个部门分别执行,比较分散,目前来看已与目前形势不相匹配。

目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走在大规模发展、大规模污染、再大规模治理的路上,在环保方面有着很多发达国家所没有的体会。同时,中国在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和环境治理上比很多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经验,某些环境指标甚至严于世行和亚行相关环境标准(Environmental safeguard)。如果在海外投资中遵循国际标准甚至国际化后中国的环境保准对项目进行评估,并切实保证实施(在中国这点还有待提高),相关各国所关切的环境问题将能成为中国“走出去”的正向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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