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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能实现“去碳化”吗?

中国正通过减少燃煤使用遏制排放,但其在海外的碳足迹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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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Mary Madigan

 

气候变化如今已经成为首要的全球性议程,尤其在中国。如果不采取措施应对这一问题,中国将面临极大的风险。作为世界最大的排放国,中国立志成为低碳经济转型的榜样,不仅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摆脱对煤炭的依赖,还能进行碳捕捉。但作为一个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的国家,中国经济真的能够去碳化吗?
 
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在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低碳经济体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些许困境,尤其是在中国与拉美,这个中国资本繁殖的新前线之间经济合作日益深化的情况下。
 
习近平主席今年1月宣布,未来十年中国将对拉美进行大量投资,总金额将达到2500亿美元(1.55万亿人民币)。
 
“我认为中国政府在国家层面上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十足,但他们发展的决心也不小。这是诸多矛盾中的一个。中国已经努力降低国内排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只关注GDP增长会带来更多排放。”上周,斯蒂格利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召开的一次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会议上如是说。
 
两千名研究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从不同国家的视角探讨了气候变化问题,并且非常乐于在今年年底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之前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为气候适应提供资助
 
12月,世界各国领导人将齐聚巴黎,努力达成一项能够体现各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协议。目的是到本世纪末将全球温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科学家们的说法,这是防止气候发生“不可逆的”“灾难性”变化的门槛。
 
巨大的挑战不仅在于参会国如何达成共识,而在于如何找到办法为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如极端干旱和持续的强降雨)提供资金,并遏制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
 
绿色气候基金目前已经筹集到100亿美元(620亿人民币)。然而,单凭绿色气候基金恐怕无法独力支撑缓解气候变化以及帮助受影响国家抵抗其影响的行动。该基金成立于2010年的坎昆气候大会,目标是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6200亿人民币)支持那些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国家。
 
新开发银行(即金砖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新国际金融机构的创立有助于提供资金和形成新的联盟。在发展金融的探讨中,人们对它们寄予了越来越高的期望。斯蒂格利茨认为,这些新银行机构在决定是否为拉美国家的大型项目提供资金时,必须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核心标准。
 
这位美国经济学家说:“绿色基金很重要,因为我们不能背弃已经作出的承诺。但我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应该成为银行融资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一举措将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尤其是与通常采用的那些强制性措施相比,如‘华盛顿共识’或财政紧缩期间所采取的那些措施。众所周知,那就是一场灾难。”
 
斯蒂格利茨评论说,碳减排将造福全世界,所有人都必须做出贡献.“即便如此,发达国家仍然有义务减少自身排放并帮助发展中国家”。
 
海外排放
 
除了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之外,中国还要为国境之外的大规模排放负责,其中不少都来自其在拉美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高碳强度产业,包括采矿和石油开采,而且投资建设了高速公路、铁路甚至一条跨洋运河
 
斯蒂格利茨强调,一国的排放不只包括其国内排放,还要包括其海外投资产生的排放。
 
“我们必须负起责任,并制定出一个更全面的气候政策,不仅要看哪个国家排放量更大,还要注意与其消费产品相关的排放。”
 
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应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并且说如果产品的碳价格是全球性的话,根据消费来计算其排放会更加容易。他又说,如果投资协议中没有环境条款的话,这种计算就会面临问题。
 
斯蒂格利茨说,中国的生态问题是公众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
 
“我想他们对于减排的决心非常坚定,中国的空气令人难以忍受,每个人都深受其害。这更加突显出环境问题的重要性。”
 
环境意识
 
对于斯蒂格利茨针对中国环境问题关注度的观点,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生态学家吕永龙基本赞同。
 
吕永龙说:“中国的环境意识要比人们认为的强得多,尤其是在民众的意识方面。人们总是认为他们毫无知觉,实际绝非如此。中国政府对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也十分坚决,这不仅是为了遵守国际公约,也是为了提高中国民众的生活质量。”
 
中国经济需要增长,人民也需要清洁的水和空气,但受制于有限的资源和资源消耗产生的巨大环境成本,中国的发展必须在境外寻找投资出口。
 
吕永龙说:“我们已经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不能只靠自己的资源来发展经济。”他认为在决定海外投资地之前,必须将社会和环境影响考虑在内。
他说,对于中国和巴西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气候变化只是与发展相关的诸多问题之一。
 
他问道:“在减排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创造就业。如果没有就业机会,何谈改善人民生活?”
 
承诺
 
吕永龙说:“问题不仅仅在于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去碳化,而是如何利用这些碳。”他表示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有激励因素来鼓励新技术投资。
 
中国如今正在摆脱对煤炭的依赖,转而使用其他技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规划目标是在2020年前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改善空气、土壤和水质,实现森林恢复。
 
这不仅需要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联合投资,还要依靠国际合作。
 
中国“绿色”发展模式的转变也将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进程。4月份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是中国领导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力宣言。
 
吕永龙说:“‘生态文明’是一个新概念,告诉我们如何在经济与环境、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
 
“我们必须对自然资本的价值进行评估。决策者们必须重视自然资本。”

 
 
本博文最初发表于中外对话子网站中拉对话,阅读原文请点击这里
 
翻译: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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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 Anonymous

Foreign investment and CO2 emissions

does this mea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the electricity industry and auto industry would take all 30-year CO2 emission in China back to their home countries? Both industries built and expanded very much on FDI from MNC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