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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气候英雄还是罪魁祸首?

中国努力推动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减少使用煤炭,其他排放大国再无理由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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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Kemal Jufri / Greenpeace

中国有时候会被归为气候恶棍之流。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自2005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以来,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在不断增长。不可否认,中国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非常大的责任。

然而,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人均排放量、中国对这个问题的历史责任及其投资发展低碳转型的相对能力等因素,这样才能对责任和行为能力进行均衡的评估。评估者的立场不同,对这些标准的倚重程度也自然不同。

总而言之,本报告研究发现,气候恶棍这个称呼毫无根据。事实上,随着排放量的不断增长,中国的国际气候外交以及整体目标设定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一度遭受责难,被指以失败告终,但事实上这次大会正是中国联合国际社会开展气候工作的开始。此后,中国于2014年和美国一起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并于2015年6月30日向联合国提交了2020年以后有关气候行动的详细计划。然而,中国承诺在2030年达到碳排放量峰值,并且“努力提前实现这个目标”的计划听起来可能并没有那么雄心勃勃。

考虑到各种指标,这个计划实际上却与欧美的减排承诺不相上下。另一方面,中国并没有在最新的2030年计划中设定碳排放量上限,而且最终的峰值还要取决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更重要的是,根据目前各国提出的气候计划,将很有可能无法避免气候发生“危险”变化。

尽管中国的计划与其他国家不相上下,但仍有余地提出更加大胆的目标,并将这一目标作为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一部分。中国的规划表明,鉴于可再生能源的“高渗透力”,碳排放可能在2025年达到峰值。其他人则认为,中国可能已经达到了煤炭消耗的峰值,所以排放量峰值完全有可能提前到来。

中国国内出台了强有力的气候政策框架。该框架不仅制定了现有目标,还将努力确保未来的目标能够得以实现。这些成就主要归功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国家发改委是国务院下辖的最强有力的决策团体之一,这也反应了中央对于8个地方当局愈发严格的控制。中国气候政策的成功实施与许多发达经济体中存在的“政策执行差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一方面,监控、报告和核实系统不透明,专家和公众不能参与对数据和方法的复查。因此,强制要求组织和城市公布排放数据将会是喜人的进步。

虽然关于国际评审的问题一直是全球气候协商中最有争议的议题,并且对中国而言也是极大的挑战,但如果中国能够接受某种形式的国际评审,这将会是其气候工作的一大进步。

碳交易

中国在二氧化碳排放定价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于2013年启动了7个排放交易试点,覆盖2000多家企业。国家发改委计划在2016至2020年间逐步将中国31个省及其他地区纳入这个计划之内。

国家碳交易计划的出台可能是一项具有突破性的进展,但中国没有必要复制欧盟计划中明显存在的缺陷。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确保逐步减少排污许可证的数量,这就需要出台机制保护许可证市场不受外来冲击。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欧盟的成功经验:巨额罚款基本上杜绝了违规行为;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从国家免费配额逐步向集中拍卖转型,并向向碳泄漏影响的部门倾斜也能产生不错的成果。

从煤炭到可再生能源?

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潜在领军者,并且是全球可再生能源研究投入最大的国家。另一面则是引入控制煤炭消耗的措施。2014年,中国的煤炭消耗量经历了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中国政府也设定目标,计划在未来5年内大幅削减煤炭消耗。在北京等主要城市近郊已经出现了关停燃煤电厂的趋势。

中国在推广低碳创新方面也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想要成为全球低碳技术市场的领军者,中国还需加强自身的创新能力。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完全没有理由称中国为气候恶棍。相反,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在国内,中国都基本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但目前我们也不能称其为英雄。中国在许多领域还应该有进一步发展,包括早日提出排放量上限、完成国内碳定价以及更加关注创新和透明度。对于西方国家而言,问题非常明确:既然中国已经改变计划,踏上了低碳发展之路,其他国家也应行动起来,停止无所作为。


翻译: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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