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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去碳化道路应该怎么走?

中外对话采访了长期从事中国气候与能源政策研究的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滕飞副教授,请他解读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其去碳化路径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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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Greenpeace / Zhiyong Fu

各国对“公平原则”理解不同

中外对话:UNFCCC和UNEP近日都发布了各国国家自主贡献的相关报告,分析了146个国家提交的气候目标与离公约设定的两度目标尚有距离,您觉得提升雄心的机会在哪里?需要怎样的全球合作方有可能?

:UNFCCC和UNEP的报告都指出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各国的INDC不足以达成2度的目标。

但有意思的是,我们自己做过一个研究,发现由于各个国家对于“公平原则”理解不同,如果各国将2度的目标自主分解,会得出不同的分配结果。目前各国的减排方案都是接近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这就是全球会产生减排差距的根本原因。每个国家都倾向于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关于公平的阐述和方案,但是加总起来后排放就超过了2度的碳预算。

所以还是需要国际层面的磋商和协调,以缩小各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能使大家对于公平的原则有一个更接近的理解。

目前自下而上提交的减排机制,就难以避免各国自主地选择公平的指标和范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将来唯一能做的是,各国需要将减排与各国内部的发展需求和重点发展目标联系起来,从各国内部去寻找提升减排力度的动力和潜力。

比如中国,现在我们最关心的是空气质量问题,如果中国的空气质量问题能提前解决,对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减排目标就会产生相当的促进作用。对其他国家也是这样,比如日本的能源安全问题,印度也有国内重要的发展目标。

另外,在一些低碳技术的合作上也可能有一些突破,如降低一些关键性低碳技术的成本,使发展中国家能用得上、用得起。这也会进一步发掘各国在减排上的潜力。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促进决策也是各国需要进一步努力的重要方面。2度目标达成的可能性是66%或者50%,但是气候变化这种决策问题,可能需要从最坏的结果去考虑:人类能多大程度承担这样一个最坏的结果?仍有3%或者4%的可能性会温升到4度或者5度,这种风险我们是否能够承受?人类需要去管理那些虽然概率很小,但是可能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的事件。

中国去碳化路径的三个要素

中外对话:您觉得中国的去碳化道路应该怎么走?

:中国的去碳化路径取决于三个要素:第一是能源效率的提高,通过技术进一步提高,结构进一步优化,使得中国的单位GDP的能源效率能维持每年4%的增长。

第二是电力部门的去碳化,一是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在电力生产中的比例;二是对于化石能源发电加强CCS,减少单位发电量的排放,通过这些目标的实现,保证到2050年比2010年单位发电量的排放降低90%。

第三是提高终端部门的电气化水平,主要是工业、交通和建筑三个部门。工业上,是用电锅炉替代燃煤锅炉;交通要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建筑要提高电力在采暖、热水供应等方面的运用。

其中第二条和第三条是紧密联系的,首先需要有一个低碳的电力系统,然后再提高终端的电气化水平才能实现减排。否则高碳的电力生产对应高电气化水平只会导致增排。

这三点是中国实现深度去碳化的关键,缺一不可。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会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我们估计GDP会从现在的7%逐步降低到2030年的5%,到2050年的2.5%-3%。GDP的增长是会推动排放增长的,这就意味着需要发挥能效的提高和能源构成的优化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国能在2030年左右达到排放峰值。2030年之后,随着GDP增速的降低,能效的提高和能源构成的进一步调整,才会促成排放绝对值的下降。这是一个大致的路线。

化石能源价格长期低位为政府调整定价机制提供了机会

中外对话:煤炭价格下行,对中国是一个低碳发展的机会还是一个威胁?

:如果单就化石能源价格下行而言,对于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目标是不利的。如果化石能源价格长期处于低位,它与非化石能源就会维持一个较大的价格差。这意味着,要么就是非化石能源的发展受到阻碍,要么政府需要提供更有力的补贴来实现非化石能源的发展,这对政府是个财政负担。

但任何的危机也都孕育着机会。如何去利用这些机会做出一些重要的调整,比如化石能源价格长期处于低位,就为政府重新调整化石能源的定价机制提供了机会。

去年我们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的研究,得出煤炭的外部成本在人民币260元/吨左右,约占到现在煤价的一半。但是目前国内煤价体现出来的外部成本只有50元,也就是说目前的定价机制只反映出煤炭五分之一的外部成本。化石能源价格下行的趋势,为政府主动调整化石能源定价机制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使其更好地体现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

对煤炭和煤电的投资会变成搁浅资产

中外对话:中国的气候目标对企业释放了什么信号?

:信号是很明确的。全球要达到2度的目标,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已探明的80%的化石能源储量是不能动用的,否则就会超过2度的全球碳预算。所以对于化石能源行业来说,现在如果继续投资煤炭和煤电,会导致这些投资将来变成搁浅资产,资产的折价也不可避免。

同时,中国为了实现2030年达峰,到2020年,在非化石能源上的投资要比2010年增加一倍,到2030年要达到2010年的三倍。国际能源署去年发布的《世界能源投资展望》估计,要使全球实现2℃温控目标,到2035年全球低碳电力供应投资和能效投资要分别达到2013年的3倍和8倍。这对投资者而言,是一个很明确的政策信号。

同时,对于整体经济发展而言,绿色低碳产业未来也会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新的就业增长点。这个信号也是吸引企业和投资者向绿色、低碳领域加强投资。

政策信号虽然明确,还需要一些合适的政策手段,将政策信号转化为投资者和企业能感受到的价格信号和市场信号,才能更好的使气候目标落地。比如碳市场和碳价、环境税等。

十三五更强调市场的作用

中外对话:您如何看“十三五”规划对中国实现减排目标的影响?

:十三五总体而言还是更强调市场的作用,比如用能权、碳市场,让市场更多的发挥作用。

未来比较有意思的,是在政策目标下,政府如何加强市场在达成政策目标中的作用,而非继续强化自上而下的指标分解。

另外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也有待在十三五之后更加明确。比如碳排放市场,政府能不能放手市场、减少干预,成为一个服务型的政府,而不是面面俱到,从政策设计,到排放权分配,到交易撮合,到第三方核查,整个都包揽下来,这样肯定不利于市场发挥主导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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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 Anonymous

Nothing about diet?

Despite the headline,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interview about diet, or lower emission diet changes, sustainable food policy e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