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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环保法推动中国治污进程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实施一年,正在逐步发挥积极效应。这部法律也成为今年两会环保部长陈吉宁在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谈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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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Jens Schott Knudsen

环保部长陈吉宁履新一年,中国公众对环保工作关注度空前高涨。新环保法的实施,为陈吉宁打开局面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多位环保专家告诉中外对话,中国治污局面正在发生好的转变。

空气污染治理初见成效

在去年3月份的两会发布会上,上任不久的陈吉宁表示,新环保法不是纸老虎,要长出钢牙利齿。

一年以后,陈吉宁在今年“两会”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雾霾治理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3月1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就“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中国环境报记者邓佳摄

“优良天数,重污染天数,以及全年的PM2.5浓度这三项基本指标都在发生积极的变化。比如去年首批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PM2.5年均浓度为55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4.1%。美国NASA卫星也观测到中国的东部和中部地区出现了颗粒物的降低。去年珠三角整个区域全年的PM2.5浓度达标,这个重点地区终于达标,增加了我们治污的信心。”

治霾三阶段理论

在评价中国目前空气污染治理现状时,陈吉宁给出了雾霾治理三阶段理论。

第一个阶段,污染的排放量超过环境的容量,这个阶段付出再大的努力也只能见到很小的效果。

第二个阶段,持续地治理,但受到很多自然条件的影响,比如风速、湿度、降雨等,治理效果会出现波动。比如去年年底受极端不利的气象条件影响,华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雾霾。

第三个阶段,进一步治理污染排放,不再受这些气象条件影响,环境问题得到解决。

“中国大气环境治理正处在第二个阶段,走向第三个阶段。”陈吉宁判断。

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加强


绿色和平东亚项目副总监李雁告诉中外对话,中国有句老话,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再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实行起来往往打折扣。“但从环保部一年来的工作,以及陈吉宁的发布会来看,他们找到了治污的源头。现在的环境治理不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抓住地方政府和地方保护主义,环保部找到了中国环境问题的‘痛点’。” 李雁说。

山东临沂市去年成为新环保法实施后首个被约谈城市。在约谈后第5天,临沂突击对全市57家污染大户紧急停产整顿,成为全国唯一在约谈后才去停产整顿的城市。然而,《南方周末》报道说,停产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工人失业,区域性金融危机风险加大。

环保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从临沂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到环保部积极进取、希望有所作为的态度。

临沂事件见诸全国媒体之后,“环保阻碍经济发展和就业”的评论盛嚣尘上。有舆论认为在经济下行的时候,环保应该放松。“但环保部顶住压力,及时介入,反驳了这种观点,使得主流的认识凸显:不能再回到经济一下滑,就放松环保,给污染企业开绿灯的老路上去了。” 马军说。

陈吉宁在发布会上批评了将环境保护和发展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认为,过去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其他发展滞后,存在突出短板。“现在需要用环保这个抓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新环保法的实施也赋予了立法部门更大的监督地方政府的权力。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
蒲长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为保障环境保护法的落实,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以后要听取同级政府关于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的报告,今年是首次开展。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也认为,环保法实施一年,成绩超过以往任何一部环境法律的贯彻实施。

除环保部门在宣传新环保法外,一些地方党委也将环保法作为他们学习的重要内容,“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说明新环保法的实施已经触动了一些党政领导。” 王灿发告诉中外对话。

陈吉宁说,环保法实施一年,取得明显阶段性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牵住牛鼻子”,落实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只有落实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地方政府守法了,企业才能更好地守法。”

去年环保部加大了督政和公开约谈的力度,问责地方党政领导。“这有力推动了地方政府环保责任的落实,也解决了一批突出的环境问题,使区域环境质量得到了提升。”陈吉宁说。

为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对环境监测监察执法的干预等问题,中国将实行“省以下环保垂直管理” (即将监测和监察等职能集中到上级环保部门管理,不再隶属地方政府)。目前已经有17个省(区、市)提出试点意向,大概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试点工作,力争在2018年本届政府换届之前完成这项改革。

强化环保法威慑力

新环保法中有一项惩罚对企业的威慑力特别大,就是按日计罚(即按照企业连续违法的天数累计罚款),这大大加大了企业违法成本。之前对污染企业罚款有个上限,致使企业宁愿罚款也不减排。

据陈吉宁介绍,去年全国实施按日连续处罚715件,罚款数额是5.69亿元。


中国环境保护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处罚力度还可以更大。“从这一年实施的情况来看,真正做到按日计罚的并不多,很多企业没有按日计罚来处理。”另外,马军也认为,环境信息公开程度不够,包括政府信息公开和企业信息公开。

新环保法的一个亮点是首次将公益诉讼列入其中。据陈吉宁介绍,去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53件。 

王灿发说,这和2014年比起来,有了很大进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2015年1月1日环保法实施后,马上就有环保组织提起南平毁林案诉讼并且被法院受理,现在已经结案,环保组织胜诉。”这说明,环境公益诉讼已经在中国开展起来了。

“但是,53起不多,如果放在全国来看的话,一个省还不到2起。而且提起诉讼的公益组织还不到10家”王灿发说。

王灿发认为,除环保组织可以对污染者提起诉讼外,还应当扩大范围,对执法者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这些案件都是在监督环境破坏者,对行政机关起不到监督作用。公益诉讼最大的作用应该是监督执法者,再让执法者去监督污染者,这样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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