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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上的东北,艰难走向“后煤炭”时代

专家认为,去产能时代的东北煤炭行业,需要的不是特朗普式的“回到煤炭”口号,而应放弃幻想,寻找转型的真正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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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还有一些没有搬离矿工村的老矿工黄安远。图片来源:Stam Lee

编者按:本文系中国煤炭城市衰退与复兴特别报道之一。系列报道的第二部分,摄影师Stam Lee走进曾经的煤城阜新,通过影像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艰难转型,并和中外对话记者冯灏共同撰文《在阜新,等风来》。


东北——中国曾经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正在褪下明星的光环:油田和钢厂还在想方设法延续活力,而煤炭采掘经济已经一步步走向尾声。

在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后,资源枯竭的概念是在本世纪初才开始在中国确立的。2008、2009、2010年中国政府分三次确定了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其中东北三省(吉林、辽宁、黑龙江)有19个城市入选,超过四分之一。而这些矿业城市中,大部分的主要资源就是煤矿。

进入“后煤炭”时代的中国东北寻找转型契机和经济出路的历程,是环境资源压力下中国经济“去碳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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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枯竭后,采掘艰难

在东北,煤炭的采掘愈发艰难。大部分的煤炭生产基地由于开采年限过长,矿井在地下已经延伸得太远,一些矿井深度已经达到1000米以上。

在这样的矿井深度,温度、湿度等各方面不利于大型机械的使用,机械化难以普及,采掘仍依靠人拉肩扛的原始方式,人力成本高企。单位煤炭产品的成本飙升到不可承受的地步。

根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近日共同发布的报告《“去产能”政策对煤炭行业造成的就业影响研究》,全国煤炭企业平均万吨煤产量用工11人左右,业内领先的神华、中煤集团达到4-5人,东北的老煤企吉煤集团和沈煤集团则要21人左右,龙煤集团更是达到48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还多。

从开采成本来看,龙煤集团目前吨煤开采成本是451元;神华吨煤开采成本还不到200元。事实上,龙煤集团每生产一顿煤光人力成本就要215元。以上数据来自于课题组历时三年的调研统计。


中国政府为整治空气污染,改善能源构成而主动推行的煤电则和钢铁产能削减行动给东北煤炭行业带来更大压力。2016年,中国煤炭消费连续第三年下降,不少人认为中国已经走过煤炭消费顶峰。2016年开始,煤炭行业被要求在三到五年的时间里再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而目前中国一年消费煤炭约为38亿吨。

就业市场将迎来230万转岗职工

煤炭的衰落对于矿工,意味着什么?

前述
报告预测,到2020年,全国煤炭行业就业人数将从2013年的529万减至300万以内。也就是说,7年中将有230万矿工面临转岗。

事实上,即使是在煤炭黄金十年(2004-2013),煤炭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同时意味着所需劳动力的减少:报告指出,从 2000年到2012年,煤炭行业的单位产量就业人数已由平均每万吨29个人下降到了14个人,下降幅度超过50%。可以说,即使没有资源枯竭和去产能,东北地区的煤炭就业也会逐渐减少。

行业的衰落和“去产能”政策的执行只是使得煤炭行业的就业压缩过程进一步加速。


采掘产业盈利能力不断下降
​采掘产业盈利能力不断下降。资料来源: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站在十字路口平衡中国煤炭转型中金融和社会成本

等候复工的矿工

而安置这部分不再被需要的矿工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姜智敏年初
表示,2016年通过遣散临时用工,以及在职职工转岗等方式解决了部分人员安置的问题,但随着去产能不断深化,煤炭行业内部消化失业人员的能力在逐渐缩小。

对于年龄半数在45岁以上,学历六成在初中及以下的矿工群体来说,离开自己的行业跨出一步,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无异于推翻前半生,重新来过。
 

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被认为是作为政府部分职能的延伸,一个大型国企,可以有自己的医院、学校、养老院、邮局,全面参与一个员工甚至其下一代的生老病死。东北的大型国有煤企就是这种模式的典范。

“只有国有企业和公务员才被认为是正经工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苒说。在调研中她还发现,一些矿工宁可在即将倒闭的煤矿上拿800元的工资,也不愿意尝试月收入有2000元的超市收银员的工作。

甚至,很多矿工即使被迫自谋出路去到别的行业,还在自己的家里备着铲子、筐等挖煤工具,指望有一天煤矿可以复工。王苒解释说,不少矿工寄希望于行业再抬头的机会,不愿意彻底离开煤炭行业。

不可回头

根据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研究报告《站在十字路口平衡中国煤炭转型中金融和社会成本》,国际上无数的例子表明,宏观上工业政策改变所带来的就业缩减——尤其是在补贴行业——会带来深远的社会影响。政府的两难在于如不推行,长期的财政负担和环境风险均难以承受;而若强力推行,可能引发依赖煤炭的资源型城市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但是转型的车轮一旦启动,就不可能倒退。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选择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反的方向。

必须打破煤炭行业还存在一线希望的心理,明确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服务经济时代的到来、新能源技术的发展,煤炭行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的黄金时代,
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研究部副部长霍景东表示。

“后煤炭”的东北,路在何方?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高级政策顾问Richard Bridle告诉中外对话,短期而言,国有企业可以依靠补贴在亏损条件下经营,通过普遍性的减少工时或是降低薪水来削减开支,但是,这两种方法都只是暂时的小修小补,远非长远的解决之道。

他认为,裁员是不得不做的选择,重要的是在其他领域开拓出新的工作机会,使得失业的矿工有机会找到新的工作。辽宁的煤炭中心之一阜新就在
积极发展风电发电和风电装备制造业,2016年阜新的风电并网装机189万千瓦,占全省风电装机的30%,阜新市则有一半的电力来自风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莹对此表示,在很多资源型城市,当地培育的转型替代产业从规模上看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投资和市场前景不确定性还比较大。而且,大部分新培育的替代企业集中于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密集型的煤矿产业类型并不匹配。矿工再就业,面临着一道技术鸿沟。

从国际上看,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也并没有很好的案例。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在报告中提到,遇到相似困境的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省启动早期退休的方案,有效解决了中短期的困境,但是也带来长期发展动力缺失的问题。

区域交通体系的发展也许会给东北矿业城市的困境带来一线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能源研究室主任刘强认为,应当适当放弃对一些衰败的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强行输血,发展城市群的概念,比如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为特大中心城市,在现有良好的铁路公路建设基础之上,通过城市信息、通信、技术之间的内在联系,打造一个半小时城市圈概念,“抱团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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