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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NGO的艰难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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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第八届“斯科尔世界论坛”在牛津召开。虽然论坛的宗旨是面向全世界,但始终未能走出其北美文化角度的出发点。就论坛的内容来讲,它的走向世界有时候更像是在展示西方的世界观。据一份粗略的调查显示,到场来自欧美国家的白人男性依然比例过高,而代表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的却寥寥无几,虽然这并非是一个有意的安排。

作为中国公民社会这一环节的负责人,辛西娅•戴(音译,Cynthia Dai)在本届论坛上非常努力地争取更多的中国代表。其中,有一些代表来自中国,有一部分是旅居外国的华人,还有至少两名是外籍人士。大家对论坛上一些主要话题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这些话题中包括社交媒体在公民社会中的作用。比如说推特和脸谱网(Twitter和Facebook),这样加速信息和思想交换传播的媒体在中国是被封锁的;另外一个热门话题则是大规模变革,这个概念在中国的解读不太一样;还有一些人们在积极地讨论公民社会的角色以及它和现有系统的关系,慈善机构、社会投资以及企业的地位等问题。而上述所有问题都被一句迂回而又灵活的“中国特色”深深影响着。

中国公民社会正是致力于解释这些“中国特色”。“半边天”的创始人博珍妮(Jenny Bowen),最近离开雷曼兄弟并加入“爱稳维特”(Advantage Ventures)的李怡然(Yvonne Li),另一华尔街崛起人物Shokay 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兼CEO苏芷君(Marie So),以及“爱稳维特”的张红斌(Robin Zhang) 都通过讲述自己经验来揭开中国神秘的面纱。

在中国,民间团体是在一个特定的框架下运作的。相关的政策导致了这些团体很难在国内注册和筹款;外国资金常遭受到各式各样的猜疑;加上早期所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导致了民间团体发展得比较不完善。然而,与会者强调,情况正在改变:社会企业家在发动制定草根政策;慈善活动随着中国新贵阶层的成熟开始增多;年轻的一代人对社会活动也很积极。2008年四川的汶川地震是一个里程碑,地方慈善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同时也暴露出政府管理NGO——那些“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的不少弊病。这也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但最近一队美国慈善家的中国之旅却不尽如意。当美方提出拿出自己一半的财产捐赠给慈善基金时,一半的中国富豪予以了拒绝。张红斌认为传统文化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中国富人坚持“授人以鱼不如授其以渔”的观念,但同时也归咎于缺少减免税收等制度的激励。张指出,尽管如此,2008年中国一线城市90%的公民参与了慈善募捐,私人基金会也增长了20%。政府对于私募基金和国内社会组织也逐渐放宽,在法律和政策上都有了突破。

促进这些变革的因素包括汶川地震后公众更加愿意伸出援手,接受捐助的组织的可信度和威望也在增加。此外,对于信誉良好、资金稳定以及管理可靠的国内私募基金和跨国公司,政府对其态度也有所转变。登记注册的强制规定至今仍是民间组织沉重的包袱,但现在也逐渐发生着转变,已有两省废除了民间社团一定必须由政府赞助的硬性规定。但政府对外国NGO依然保持着警惕。

曾经作为政府高官的王振耀,从政府辞职之后加入了李连杰的“壹基金”慈善研究院并担任院长一职。这对民间团体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而壹基金随后也成为了第一家官方所授权公墓基金会,这说明政府也需要民间团体的力量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

然而,外国NGO依然面对着重重困难。像博珍妮创办的“半边天”这样在中国注册办事处的组织,目前只有14个。“半边天”的创立故事中最闪光的就是博珍妮收养两岁的中国残疾孤儿玛雅。她说:“这孩子就像是在说着现在制度上的不足。”一年之后,玛雅的状况大有好转。1999年,珍妮决定帮助更多像玛雅一样被遗弃的孤儿。

尽管一开始并不顺利,但经过几年不屑的坚持,珍妮成功说服政府采用“半边天”的方法和培训,将其作为官方的政策。“半边天” 设立了四个核心关爱项目,并且冲破了体制上的重重阻碍。从2004年起国外民间组织有了可以在中国注册的可能性,“半边天”注册成了合法的基金组织,并在全国将近30个城市展开工作活动。不过整个登记注册程序却持续到了2010年才全部完成。

2006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儿童节当天天做出了重要讲话,宣布建立了更多的孤儿院的项目。2007年,“半边天” 与政府签订协议,计划要在每一个省都建立儿童中心,作为培训中心。2010年,“半边天”的项目成为了国家保健系统的标准项目,并改变了中国成千上万孤儿的命运。

2006年,苏芷君创办了她的营利社会企业Shokay。之前,她在美林证券是一名投资银行家。Shokay从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手中购入牦牛绒原料,然后通过精艺的生产和设计提升产品价值,最后制成国际时装。Shokay承诺将销售额的1%作为社区发展基金,希望藉此形成牦牛绒产业。由于一切才刚刚起步,苏芷君认为双方的合作在其中显得尤为重要。

但苏芷君也面临着许多困难:由于公司是通过个人贷款所筹集的资金建立的,她只能背着大包的钞票到处去谈生意。她十分强调与当地人合作、进行方便政府运作的培训和保持低调的重要性。

“爱稳维特”的李怡然则指出,社会企业在中国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2008年,她的社会企业顾问公司在北京成立,主要业务是根据客户的商业策略吸引更多的投资,并和投资者们合作寻找有投资潜力的社会企业。他们致力于引进投资来帮助阅读障碍的孩子们。这些劣势儿童目前缺乏社会的理解和关心,但由于政府不愿外国资金介入中国的教育系统,整个项目的程序和安排都变得异常复杂。经历重重困难,李怡然指出了现在中国社会企业面临的问题,例如缺少管理社会企业的规章制度,行业的可持续性,薄弱的管理能力,专业人才的不足,执行力差,和投资相关的监管障碍和语言问题。另一方面,她也指出中国有庞大的市场,现在的NGO也已采用商业机构的运作模式。此外,公众对于社会创新的态度也相对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