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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30年:得大于失

回顾中国过去30年的城市化进程,有得有失,得大于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接受了中外对话徐楠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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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进入第四阶段——也就是工业化的后期,这一阶段的关键特征是转型。图片来源:Peter Morgan

中外对话:您如何看待中国过去30年城市化的得失?

潘家华:
有很多成功的、具有创造性的经验,也有很多必须吸取的教训。总体来说,有得有失,得大于失。

应该看到中国在这30年城市化进程中的收获:

首先,工业化拉动城镇化,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经济体量迅速增加,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正是因为城镇化,中国经济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是靠农业、传统服务业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污水处理、自来水、道路、电力等城市市政建设,还有机场、港口、高速公路等区域间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社会服务设施,光缆、通信网络等信息化基础设施,以及商业和环境基础设施,这五个方面的基础设施总体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第三,中国的资源集约程度在这一进程中得到大幅提高。只有相对的集中,才有竞争和效率的不断提高、产生新的规模效益。如果没有城镇化,中国今天的环境状况可能比现在更糟。以北京为例,同样的区域面积,水资源总量没有增加,但承载的经济活动规模相当于以前的几十倍。

第四,社会生活方式发生巨变,在基础设施的保障下,中国大量人口从传统社会的农业生活方式进入有文化、有品位的城市生活方式。

第五,中国的开放程度通过城市化这个载体得到提高,以前很多中国城市,基本无法开展国际交流,现在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基本每个省会城市都有国际机场,比起30年前全中国只有首都机场这唯一一个国际机场,已是天壤之别。

当然,这个城市化进程代价很大。

第一就是社会代价。农民工家庭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生活在一种悲剧性的状态中。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现在已经不止两代人在支付这样的代价。身份歧视、社会服务的不公、收入分配不公,城市化的收益没有惠及每一个为城市化做出贡献的人,弱势群体承担了成本。

第二是资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现在的水污染、大气污染、重金属污染、生态系统破坏,都不是短时间内能迅速治理见效、显著缓解的。中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缺水。

第三,是历史文化的割裂和破坏。说拆就拆,整体搬迁,造成千城一面、没有特色。

中外对话:中国城市化进程有哪些独有的特性?

潘家华:
第一是工业化拉动城市化,使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得以快速提高。首先大批搞工业区、科技区、开发区、特区,深圳当时20万人口,现在1000多万。工业拉动,劳动力高度稀缺,提供就业机会,形成人的流动。中国的圈地开发,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动辄出现三千亩、五千亩的新区。

第二是社会二元体制使城镇化的成本相对较低。二元体制把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排斥在城市社会服务之外,应该支付的成本没有支付。这是一些历史原因的延续,从客观作用来看,有好的一面,降低了城市化的成本;也有坏的一面,比如造成身份歧视。

第三,中国的强势政府使城市治理得以避免一些其他国家的城市病,比如:不让贫民窟形成,强制改造老城区,对社会治安施以强势高压、需要治理环境时指令工厂停工,这在其他国家都是做不了的。

中外对话:
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两大进程,是现代化过程的基本特征。中国曾经经历工业化快于城市化的阶段,而目前是城市化驱动的特征更加明显。您认为如何划分中国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更有利于我们认识现状和挑战?

潘家华:
城市化的第一阶段是封建时代以来的自然进程,主要以社会服务业驱动。

第二阶段应该成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互动,以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化为显著特征。在1998年以前、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前20年,基本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化,劳动力大量转移,人口、产业向城市聚集,占地比较少、资金投入比较少、基础设施建设都还比较少,相对来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比较统一,当时的城市化速率不是特别高。在1998年以前,今天到处热议的这些城市化问题,都还不是问题。我们大体可以称之为工业化的前期。

然后进入重化工、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阶段,1998年后,资本的驱动作用替代劳动力,资本需要大量的土地。中国各地由此出现大量的园区建设,工业化快于城镇化。

中国今天已经进入第四阶段——也就是工业化的后期,这一阶段的关键特征是转型,工业扩张的规模放缓,人口城镇化加速,消化吸收前一阶段的强力扩张,服务业加速发展,从重化工转向品质提升、产业结构的调整。

之后的第五个阶段,是后工业阶段,相对来讲工业稳定并萎缩,生产率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大规模发展,人口城镇化远远超过工业化。

中外对话:但是较之以劳动力和资本驱动的第二和第三阶段,中国今天实现转型的驱动力显得疲软。

潘家华:
现在至少工业扩张的动力已经没有了。

中外对话:那么
新型城镇化在哪里?

潘家华:
“新”在怎样转型——从规模扩张到品质提升,产业结构从重变轻、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从依靠投资和外需,到依靠内需拉动。

如果大量人群都住在工棚里,能有什么内需?得让他们从工棚搬到房间里面去住,然后才能有更多消费需求。他们不愿意在城市花钱、挣了钱都攒着回农村老家盖房子养老,归根到底还是社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不完备。

潘家华:
现在的问题就是:资源垄断产生垄断暴利,又跟权力搅在一起。城市化的转型进程,更多是体现社会利益,通过立法、公开、透明,利益集团受到压制,社会利益自然就凸现出来了。在一些个人利益膨胀的情况下,社会利益得不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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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 Anonymous

遗漏

文章中提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始于1978年,忽略了劳动力密集型早在50年代就开始了的事实。

You forgot something

You say that labor-intensive industrialization began in 1978. But that simply ignores that it actually began in the 195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