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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后 气候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

纽约气候峰会在即,中外对话采访中外专家畅谈200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之后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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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UN Photo/Amanda Voisard

9月23日,联合国气候峰会将在美国纽约进行,中外对话采访了6位女性环保人士和相关学者。

詹妮弗•摩根,世界资源研究所

与哥本哈根会议前相比,世界各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例如,5年前,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还停留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如今,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发展迅速。目前,太阳能制造成本已经下跌了80%,风电价格也达到历史最低水平。中国为2015年、2017年和2020年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制定了雄心勃勃地目标。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公用事业公司发现,利用风能和太阳能是扩大发电能力最经济的方式。将近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已经制定并实施了可再生能源政策。与此同时,约有40个国家政府和20多个地方级政府制定了碳排放价格,控制污染。

能源格局正在转变,低碳经济带来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表明,国家、企业和个人在制定政策,加快替代化石燃料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经验和支持。这些变化,与经济复苏(与哥本哈根会议前摇摇欲坠的经济相比)一道促进了各国政府采取比之前相比更加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

此外,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和新的观点也改变着气候变化的政治格局。包括智利、印尼、越南和哥斯达黎加在内的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也站出来呼吁走全新的低碳发展之路。这些新角色将在巴黎气候会谈(即将于2015年12月举行)之前的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

白韫雯——北京创绿中心气候与政策研究员

2009年以来,我感到双边合作明显增多。之前各个国家大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履责,而在哥本哈根之后双边合作明显增多,如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英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俄联合声明中也同样涉及到“双方坚定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原则和宗旨,愿为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作出贡献”。

在2008年之前欧盟具有谈判的动力,而往后中美欧都开始承担相应的责任。主要体现在美国从在京都议定书中的被动局面开始逐渐发力,中国也开始重视气候谈判。

责任的区分也开始细化,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巴西被从发展中国家中区别开来,按照其经济体量、温室气体排放量等承担义务。 

王彬彬——乐施会气候变化与减贫团队经理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强调(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适应的问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中国政府缺乏经验,只是被动且没有意识的接受减缓,忽视了气候变化对贫困人口的影响。

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时,减缓和适应被提出应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中国政府也把适应问题作为国家战略考虑。

但是适应存在难以量化的困难,到目前为止技术层面如何进行仍然不是很清晰。

在资金问题上,尽管发达国家就各自提供资金始终语焉不详,设立的绿色气候基金至今还是空头支票,但发展中国家开始将关注点从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数量转移到如何获得_更多资金来源,以及资金如何进行管理、分配和落实上。中国同样在推进适应基金的工作。

蒋南青,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中国办公室

从哥本哈根之后,欧盟就已经制定了严格的目标,并且在减排工作上表现积极。中国政府一方面会受到欧盟等国际社会的压力,另一方面国内的环境问题也迫切需要开始采取行动。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正在将气候谈判的目标分解细化,从建设部、工信部,到交通业,各个行业都开始根据这一宏观目标制定相应任务,比如建立碳交易市场。由此可以看出在09年谈判后,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逐渐采取实际行动,承担自己的责任义务。

法特玛·拉贾巴利,发展研究所

哥本哈根会议后,非洲具有实证依据的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获得了很大的进展,新的区域联盟、倡议以及学习活动层出不穷。但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日益清晰: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最新报告着重阐述了气候变化是如何影响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并进一步加剧了本就堪忧的全球饥饿和营养不良状况。

非洲有占劳动力总数65%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总值占GDP总量的30-40%。令人不安的是,目前整个非洲还未就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达成一致协议。

即将成立的全球气候智能型农业联盟、以及近期召开的首届聚焦农业发展的美非峰会和以“非洲自给自足的时刻已经到来”为主题的气候发展大会都推动了非洲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非洲政府仍需要仔细思考如何尽可能地确保这一进程取得成效。

首先,包括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 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在内的非洲区域性机构需要对“气候智能型农业”的理解达成共识——即气候智能型农业旨在提高粮食产业安全和抵御灾害的能力,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鉴于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涉及到多个部门,跨境影响也在逐渐增加,因此,各国之间以及国内各部门之间还应展开密切合作。目前应该尽可能地让决策者获得有关气候智能型农业的现有证据,同时还需要仔细分析气候智能型农业对整个社会(包括公共卫生和营养、以及贸易和技术等方面)的影响。

相比于各国领导人出席某一峰会,人类不断适应气候变化的进程更加重要。非洲各国政府和区域机构必须行动起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希娜·洛提亚,国际环境与发展学院(LEAD)巴基斯坦项目

在我看来,过去几年,谈判进行得很艰难,温室气体排放国也曾承诺提供大量资金和专业技术支持减排。然而,一要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时,根深蒂固的政治经济便开始占据主导,一切承诺就自然而然地被抛之脑后了。

除了官方发展援助外,发达国家承诺在2010-2012年间向易受灾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3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发达国家还承诺到2020年之前,每年向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长期气候融资。这笔资金能否落实还是个未知数,而且款项支出机制的透明度也存在问题。

巴基斯坦温室气体排放量较低,它可能并不关注这些问题。但是我发现,这些年来,由于许多新兴经济体选择加入美国的行列,《京都议定书》(KP)的影响力大大下降。美国一直以来坚决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并拒绝承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虽然这些年来,有关“适应气候变化”的对话一直不断,但是目前,“损失与破坏”成为人们关注的另一焦点,这对巴基斯坦来说意义重大。试想,假如各国采取了适应性措施,但是由于气候变化缓慢,这些国家还是要继续遭受海水入侵和荒漠化等灾害的影响,会发生什么?我们知道如何评估和计算由此造成的损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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