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

书评: 重新审视中国草原

中国主流观点认为内蒙古环境恶化源于人口压力,然而王晓毅却在《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一书中对该论调予以驳斥。刘书润对书中倡导有效游牧和健康生态的观点表示认同。
  • en
  • 中文

《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
王晓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关于内蒙古地区的草场环境恶化,中国社会的主流观点认为,人口和牲畜增加是原因。内蒙古草原地区据此出台了多个政策,但遇到了很多问题。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晓毅通过对内蒙古六个嘎查的实地调查,写成本书,对上述主流观点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主流观点认为人口众多是造成草场退化的原因,进而要把人转移出草原。但根据作者的调查,现在并不是草原地区人口最多的时候。简单地将草原退化归结为人口压力,把人迁移出草原,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一些地区的牧民搬迁了,但他们仍得依靠牧区的资源,甚至消耗得更多。有些地方将最希望保护草原的牧民迁了出去,而腾出的空间转给了资本和外来的流动人口,并没有减轻对草场的使用。结果草原进一步缩小,受到更大破坏。

还有许多人把草场退化的原因归结于牲畜数量过多,这导致了休牧禁牧政策的出台。

然而作者的调查表明,严格执行休牧禁牧的政策是不可能的。依靠秸秆和购买的饲料将牲畜圈养,只能更多地榨取了自然资源和资金(费草、费水、费药、费工、费油),牧民肯定赔钱。

况且草原上的食草牲畜又不可能完全圈养,特别是春季。这个季节是牲畜最希望早点吃到青草的时候,所以夜牧、偷牧就成为必然。

牧民偷牧使政府开始与牧民玩“猫与老鼠”的游戏,罚款成了基层管理部门不成文的常规收入。

因此休牧禁牧只是增加了放牧的成本,充实了基层管理人员的腰包,并没有减少放牧时间。

草原土地承包后,牧民大面积开垦荒地,牧业向农业转型。刚开始,畜牧业的发展受益于开荒种地获得的资金和秸秆。但获取利益的代价是大面积草场被破坏,山坡地水土流失等。

当牧民不能再无偿开垦大面积荒地,加上化肥、农药、机具、医疗、教育费用增加,其生计的可持续就面临困难了。

作者提到,有两个嘎查(村庄)一度认为开发水浇地是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有效手段,政府大力支持畜种改良,甚至养猪盛行。但是这需要更多的草料,需向农业靠拢。

将依靠雨水的畜牧业变为依靠地下水的农业。暂时的利益带来了自然环境的负担和水资源的浪费,不再可持续。

作者讨论的这些问题,其背景是近年来内蒙古草原的两个重要变化:一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与全国保持一致,内蒙古实行了草场承包到户制度,彻底告别了千年来的游牧;二是为扭转草原退化趋势,内蒙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围封禁牧,转移人口,牧区向农业、工业、城市化过渡等。

这些变化不仅没有让环境状况好转,牧民的生计还受到影响,民族文化也开始衰落。

草场土地承包到户之前,内蒙古草原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干旱和其它重大灾害。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草场仍保持完好。

草场退化正好发生在草场包产到户之后,这种巧合说明,草场承包到户是游牧停止、环境恶化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由于迅速城市化、工业化、禁牧圈养,内蒙古已经超过黑龙江成为开荒面积第一大的省份。

环境的恶化向深层的土壤、河流、湖泊、地下水发展。围荒多年的草原由于失去了牲畜的踩踏、牧草出现莠化、物种减少、生产力下降,造成更严重的资源环境破坏。

上世纪草原牧民的生活普遍好于农民和城市居民。草场承包后,由于政府鼓励养畜,畜产品涨价,牧民普遍迅速富了起来。

但好景不长。草场退化后,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限制养畜的政策,各种费用支出增加,牧民很快花光了积蓄,逐渐步入全面贫困化和两极分化,进而引起了牧民和政府的矛盾,影响到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民族和睦。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也没让这种民族关系动摇过。

不能说政府不关心草原。草原退化让政府下拨了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投资,也费尽心思整治,但其有效部分却用在了远离固有的游牧文化和牧民,向固定的、小农的、脱离现实的集约化方面,所以没能得到预期的回报。

作者书中列举的大量事实表明,不能违背草原时空多变的环境特点,不能背离传承了几千年、目前还行之有效的游牧方式,必须依靠当地牧民,听取基层干部和有实践 经验的科学家的意见。不能照搬内地农村和国外的经验(有些经验已被证明是失败的)。不能依靠简单命令式、一刀切的武断做法和警察强制执行。不能明知有错还 不承认,还要变一种做法,如用公益林代替围封禁牧,沿着错误的路线一直走下去。

草原是由牧民、政府、牧草、牲畜、野生动植物及各种环境形成的统一体,它们结合成不可分割的网络系统。不能硬性改变、惩罚或开除某个“成员”,如退牧还草和围封转移,而只能协调他们的关系。

本书用事实说明草原的变化,值得一读。尤其是关心草原的人们,特别是有关领导干部。

刘书润,草原生态学家,曾在内蒙古生活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