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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艺术家让不可见可见”

作为首任台湾“文化部长”,作家兼社会评论家龙应台如今正在努力从内部改变整个体系。中外对话在伦敦采访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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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首任“文化部长”龙应台以其锐利的言辞而闻名。图片摄影:柯瑞恩•普提尔

心直口快的作家龙应台,现在成了台湾的首任“文化部长”。上个月她来伦敦演讲时,受到了通常只有摇滚巨星才能享受的热情接待。演讲在伦敦亚非学院的讲堂举行,热情的粉丝们挤了满满一屋子,大家只有站着听的份儿,但人人都热情高涨,手机拍照的快门声此起彼伏。大家都想听听龙应台如何用她那让人精神焕发的爽直来谈一谈自己的新职务。所以她一度戏谑地问听众:“你们为什么来听我的演讲?是因为我是个作家,还是因为我是个部长,又或是根本就没把我当成部长?”

当然,龙应台绝对不是一个普通官僚。凭着好几本出色的杂文集,这位台湾女作家作为新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蜚声中国、新加坡和台湾。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她也担任了四年台北文化局长,又于2012年被任命为台湾新成立的“文化部”(这是台湾自1949年以来唯一新设置的部)的首任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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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龙应台访欧期间,中外对话的伊莎贝尔·希尔顿和柯瑞恩·普提尔在伦敦采访了她。

中外对话(以下简称中):我们从书上读到中国文化是保护自然的,但现实经常是另一番光景。自然在文化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龙应台(以下简称龙):前几天我在巴黎。众所周知,巴黎是个大城市。在那些建筑里进进出出,满眼都是突出人脸和人身的画作。中国文化则与此截然不同。在典型的中国山水画里,山非常高大,人物却很小。

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里,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也就是中国哲学,认为人类只不过是自然的一小部分。从这种哲学引申出的理论就是:我们要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去征服自然。从这个逻辑出发,中国人又说:“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和西方一样发展出真正帝国主义的原因。我们的确没有去征服别国。”我想这个说法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到今天的中国看一看,会发现正好相反。现在人们要尽力开发,努力获得经济成果(这是第一要义),却是以自然为代价的,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产生了严重的水资源问题和污染问题。于是你就说在中国的哲学和实际行为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对经济成果的渴望为什么会压倒所有其他关切?对此,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

中:20世纪不征服自然的理念被推翻了,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政治,还因为工业化和现代性。台湾的工业革命显然比大陆早得多,如今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先进的技术经济时代。那么,这种发展水平能够让台湾通过一种大陆尚不具备的方式,回归到对自然的传统关切上去吗?

龙:我认为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台湾的确要“感谢”殖民主义时期日本人的所作所为,这让台湾比大陆大部分地区都更早进入现代。

我还记得七十年代,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一个村子。每当我们的公车经过那个村子时,总会闻见一股呛人的恶臭。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些捡废电缆的人们把所有电缆都拿到河边,在那里烧掉外皮,获取里面的铜丝。经过多年,二恶英就聚集在那里了。数据表明,那个村子出生的无脑或者脑损伤婴儿是最多的。所以说,中国大陆曾经经历并且仍在经历的时期,台湾也经历过。只不过大陆的规模更巨大而已。

让我们看看1949年从天安门城楼俯瞰美丽北京城的毛泽东吧。他说:“我们必须超英赶美,那么就要树起万座烟囱。”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思维模式,这就是当时人们认为的进步。当你如此定义进步时,自然只能屈服。如果足够幸运,在你毁掉一切之前,新技术会把你从毁灭之路上拉回来。我想如今中国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挽救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破坏的速度。

中:你认为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个人能够对这个进程有所推动吗?他们能在促进社会觉醒、宣传社会作为后果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龙:一个艺术家或者作家的基本“特权”,就是让不可见的东西变得可见。这也是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们的基本任务。关于环境破坏,当艺术家向你展示一幅描绘这一主题的画,或者作家写了一篇文章,自然而然地要比政府或记者的宣传更能提高人们的意识和觉悟。

艺术家就是先知者。他们能看到人们看不到的东西,然后通过艺术手段,用一种让人们可以看到的方式表达出来。

中:艺术家或者作家要做到这一点,必要条件是什么?

龙:表达自由是基础。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里,那些有才华的人总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考虑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作家们要努力“揣摩”如何表达那些不允许表达的东西。他们百分之八十的创造力和经济都花在了揣摩“怎么样”上。这样你就只剩下20%的精力来真正钻研那些本质的东西。

更糟糕的是,读者对于花大量时间进行“索隐”乐此不疲,忙着寻找“密码”,交流如何解读内容的信息。换句话说,这些集体创造性思维都被用到了如何浪费生命上,而对本质的内容却碰都没碰。

中:您作为作家的话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龙:变了很多。典型案例就是我对中国的说法。作为一名作家,我写的东西只代表我自己。但是作为一位部长,我说的任何一句话代表的都不仅仅是我自己,而是整个“国家”。我担负着巨大的责任。当然我也会有轻重缓急,为了实现主要目标,我可能也不得不在某些问题上妥协。这与我当作家的时候截然不同。

中:您现在还能写很多东西吗?

龙:完全不行了,我几乎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中:如果你关注一下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一个微小、或许完全被忽视的物种的消失,可能会引发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一个物种的存在,对其他物种的生存有何等巨大的支撑作用。多样性在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是什么?

龙:这也是我试图告诉西方世界台湾重要性的所在。想象一下没有这个生机勃勃的台湾的世界地图。你能想象中国是什么,或者会变成什么?如果没有台湾,你就只剩下一个巨大的中国作为唯一的参照点。所以说,小小的台湾竟然有如此让人难以忽视的多样性。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在台湾,如今每八个新生儿里面就有一个的父亲或者母亲来自境外,其中大多数都来自中国大陆或者东南亚。如果我们没有为了台湾的多样性、活力和可持续性考虑,不完全承认这些有境外血统的孩子(可能还是来自那些大多数台湾本地人曾经看不起的文化)是台湾“马赛克”里必要的组成部分,那就太不中用了。台湾也就完了。

中:这对大陆是否同样适用?

龙:非常适用。大陆没有当作文化生态系统必要部分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中:你对目前角色中哪些东西感到乐观?

龙:我,或者我的文化部和政府迈出的每一步,都好像站在舞台中央,都有更大的中国在注视着。我们犯过错,但我们知道,几乎自己迈出每一步都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当我抵抗某个事物时,我知道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看着,他们在努力弄清楚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这样说。

在更大的中国,你站的这个舞台会让你在某些方面显得又小又弱,而你则知道自己有一个历史任务。

中:以后你会写一本关于政治的小说吗?

龙:(大笑)每当我在议会里受挫时,我总是想说:“我要把你放在我书的第八章里!”但我不能这么说。

翻译: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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