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Culture

自然现代化:探询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的历史

透过对黄河三角洲曲折历史的梳理,环境史学者侯深剖析了中国当代历史演化中,对现代化不同层面的追求与自然保护间的复杂张力。

Article image

图片来源:baike

中国人极喜将黄河比作“黄色巨龙”。宏伟壮阔的黄河西起内陆山脉,流经易受侵蚀的黄土地后到达华北平原,河水裹挟的大量泥沙在这里堆积形成一片广袤的农业区。在东流入海的路上,这条巨龙从未被驯服。在其最狂野的时刻,所经之处,村镇、农田和百姓悉数难逃魔爪。1855年,黄河改道,洪水在河南境内决堤,一路向东北方向奔流200公里,最终汇入渤海。

这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改道,留下了一个面积5450平方公里的新生三角洲。自此以后,农民们迁徙不定,土地亦在洪水中耕而复失,失而复耕。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们才最终通过工程手段驯服了这条不安分的 “巨龙”。同时,这片日益扩大的三角洲呼唤人们思考其尚未被开发的财富前景。

现代化与自然保护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现代化”一词令中国人念兹在兹,中心以求。在毛泽东时代,其理念更成为共产党执政方针的核心,为其在各个不同层面、不同尺度上所着力追求。当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中国革命拥有了新的使命。新中国的领导人们希望,自然,也将伴随社会,共同实现现代化的梦想。

劳改犯与无土的农民在政府的征召下,来至此处,试图将一片荒野改造为新的农田。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片巨大的沼泽,芦苇摇曳,灌木丛生,半咸水滋溢,百万计的野生迁徙鸟类栖止其间。三角洲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土壤盐分相对较低,从河水中分离淡水的难度也比较低,因此,国有农场聚集于此。

农业在此间的活动殊为粗陋,与现代化无涉。然而,新的现代化可能已然浮现。1964年,在这片三角洲上,发现了石油并成立了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经过文革的短暂迟滞,油田重新打井泵油,终于,现代化的美好前景似乎已变得伸手可及。


毗邻油田的保护区

然而自然为我们所提供的并不仅仅是丰饶的化石能源以及其它可供开发的资源,它蕴含的价值超越了纯粹的功利性目的。1956年,中国政府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广东省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宣称为其科学价值与爱国主义教育而保护自然同样是现代化之路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应当被教导学会如何为其国家的丰饶的自然物种而感到自豪和骄傲。随后中国又陆续在林木繁茂、繁花似锦的崇山峻岭之中建立了多个自然保护区。

与此相反,包括黄河三角洲地带在内的湿地保护却没有被纳入到大自然现代化的规划中来。人们的审美取向似乎偏爱波澜壮阔、巍峨伟丽的山陵,芦苇荡主宰的湿地景观则显得太过平白、单调,而其所蕴藏的更为深沉的生态价值也尚未为国人所察知。直到1979年,中国方始成立第一个湿地保护区——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其主要目的是保护当地沼泽生态以及丹顶鹤种群,——这一在中国文化中备受推崇,象征长寿、高贵和仙人的鸟类。

在人与自然关系尚远为亲密的春秋时代,《诗经》之《小雅·鹤鸣》写道:“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 彼时,鹤仍然生活于湖泽深处。然而,在中古以降的文学与绘画中,鹤成为仙人的坐骑,或翱翔于九天之上,或静立于松柏之间。此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已将鹤自其真实的、看似不甚高贵的生境中抽离,令之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仙者。真正将鹤重新安置于其所实际生活的栖息地的,是一种新的基于科学认知的生态观念。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国际鹤类保护基金会等组织积极倡导这一观念,而也正是该观念促成了扎龙、黄河三角洲这样的湿地保护。

1989年,该基金会负责人乔治·阿奇博尔德敦促中国科学家和鸟类爱好者仿照扎龙模式,在黄河三角洲建立一个鸟类保护区,为途经中国、往返于西伯利亚和太平洋的候鸟提供一个安全的庇护所。1992年,中国成为拉姆萨尔湿地保护公约的成员国。随后,黄河三角洲国家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保护区总面积1530平方公里,主要覆盖了河流冲积而成的较新的河滩湿地。

科学家称,在这片看似乏善可陈黄河三角洲上,生活着1547种野生动物,367种鸟类以及400余种植物。科学家同样坚称,我们应将湿地视为一种珍贵的生态系统,在地球的生态球体中,它扮演着 “地球之肾”的角色,能够净化水源,过滤土地有毒成分,补给地下水资源,稳定海岸线并保护其免受风暴侵袭。三角洲地带的居民并不多,保护区中的人口总数仅为2217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1950年代迁来的农民和油田工人。

至此,工业现代化与科学现代化在这片土地上似乎相处甚安,互不干扰。中国政府在三角洲内对保护区进行拼嵌式区划,以保证这一共容:核心区域完整保留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外围的“实验区域”允许进行某些经济开发活动;而在核心区域和“实验区域”中间再设立一个缓冲区。这个三层嵌套结构似乎是一种双赢的解决方案,然而很快,各区之间的冲突开始显现。

胜利油田的扩张

作为地方和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胜利油田为该地的自然带来了自1990年代以来的最大威胁。早在保护区建立之前,油井就已经开始开采,在初始区划中,油井所在地被划分于核心或缓冲区域之外。然而,地质学家在核心区域勘探到了石油。2001年,国务院发布第107号文件,重新划定了自然保护区范围——将200平方公里的油田从核心区域划归实验区域。

必须承认,人为的区划无法阻隔自然本身的流动性与渗透性。隔离的各区并非密闭的容器,油田开采不可避免地污染了整个三角洲地区,并导致大量鸟类中毒。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石油化工污染已经严重影响了黄河河口地区各个区域的水生生物。然而,,如果没有设立自然保护区这一抑制机制,可能整个三角洲地区都会变成油田,到处都是林立的钻井、管道和炼油厂。

石油开采和自然保护代表了现代化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两种对立模式。中国并非唯一面对临这一困境的国家,但是在其解决该问题的方式上,却充满了中国特色:领导层掌握所有决策权,公众缺乏渠道参与决策过程。这种威权模式根植于中国深远的历史传统之中,然而,它并非仅仅单纯坐落于京城。一种本地权威的力量长期存在,从一人手中转移至另一人手中。事实上真正决定三角洲保护区命运的是地方政府部门,而地方官员的更换也带来了政策的不确定性,甚至中央政府也无法干涉。

民众如何参与与生态保护

毛泽东和周恩来时代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并不涉及政治体制现代化,因此并不包含利益相关方和公众参与决策等较新的政治理念。邓小平曾经提出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但地方政府的解读却是应该把精力更多地放在经济发展,为公众提供更多享受、消费资源的方式,而非自然保护之上为。公众被定义为消费者或旅游者,却不使保护决策的参与者。他们被鼓励去享受美景,了解湿地,但是鲜少拥有参与保护区使用和功能方面决策过程的机会。

生态旅游乱象

2012年,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进行了又一轮区域划分。这次,最新沉积形成的三角洲地带(2001年之后河口地区形成的土地)被添加至核心区,但同时,39.33平方公里的原核心区域被划归试验区,进行生态旅游开发。一些原本最重要的栖息地和保护最完好的湿地相继移交旅游产业,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办公室和生态旅游办公室合并,两块牌子,一个单位。

保护区领导决定,要在保护区内修建6车道高速公路、饭店、宾馆、还有巨型停车场。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保护区内开挖人工湖,在沼泽地上建起造价不菲的步行道,甚至引入外来物种。虽然保护区修建了受伤鸟类救助设施,但是却最终变成了供游客参观的动物园,有的游客还会去逗弄笼子里的受伤鸟类。为了所谓的放飞表演,保护区员工修剪丹顶鹤的飞羽,如此,它们便只能围绕动物园的上空打旋,这些高贵的生灵变为游客的杂耍。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保护区管理者认为,将自然保护区的这一区域变成旅游胜地恰好体现了“生态和谐”,该词成为现代化的新主题。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主要体现在了经济发展上,但同样,它也包含了对待科学、自然保护与生态多样性保存的新观念。回顾过去,我们会发现“四个现代化”远远无法涵盖现代化的全部内涵,而在其行进的道路上,现代化的多层面内涵之间必将发生冲突。黄河及其三角洲正是各种不同形式、相互竞争的现代化所发生的试验场。。
 

翻译:Estelle

发表评论 Post a comment

评论通过管理员审核后翻译成中文或英文。 最大字符 1200。

Comments are translated into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after being moderated. Maximum characters 1200.

评论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