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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北京城市规划的一次轮回?

从某种意义上说,雄安新区代表的城市规划方向,几乎是60多年前北京选择放弃的“梁陈方案”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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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如果在1950年时采用了梁思成和陈占祥的规划提案,如今将是另一番面貌。图片来源:Greenpeace / Yin Kuang

2017年4月1日愚人节这天,设立雄安新区的爆炸性消息犹如惊雷响彻海内外。新华社用“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来定位雄安的重要性。

“雄安新区是什么?我认为,本质上就是国家副都。”4月2日,北京大学教授、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创新中心主任杨开忠告诉《南方周末》

而早在两年前即2015年7月,北京就下定决心把北京市行政部门搬迁至临近河北省的通州区,帮助北京疏散人口。随着北京市行政副中心——通州和雄安新区的先后设立,被诟病为摊大饼的北京城市格局有望得到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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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全国最好资源,但背负着2100 多万人口的北京现在臃肿得像个大胖子,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用水也要靠南水北调。

而这一切早在1950年就在建筑学者梁思成、规划专家陈占祥的预料之中。

夭折的“梁陈方案”

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向中央政府提出重新规划北京城区布局的提案。陈占祥的女儿陈愉庆在其著作
多少往事烟雨中——和梁思成并肩守护北京城的父亲》中回忆了“梁陈方案”的诞生及其夭折过程。该方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议保留旧城中心区为历史文化区,在西郊建设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二是提出多中心规划城区功能,并使每个区域有完善的工作、生活体系,防止跨区域交通增加拥堵。

古建筑学家梁思成
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立者。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则中断了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博士学业回国,他在英国的博士生导师是阿伯科隆贝爵士,战后伦敦重建的“大伦敦规划”就出自他手。

“梁陈方案”一出,争论四起。记者王军所著关于北京历史变迁的畅销书城记》提到,“当时的意识形态把旧城看作是‘封建社会’遗留,主张对旧城进行‘革命’与‘改造’。”

于是,新的行政中心与老北京的内城几乎重叠,随着各个中央行政部门以及马路的建设,老北京城墙、牌坊等传统建筑不断被拆毁。用梁思成的话来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新华社报道,遍布于日本京都和奈良城内的古代建筑能够幸免于二战中的轰炸,正是由于梁思成整理了一份古迹遗址在地图上注明并交给盟军,建议不要轰炸这些地方。后来,国共双方在北平交战时,他又为周恩来标注了炮击应避开的北京古迹。他的儿子梁从诫后来成为中国最早成立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创始人。

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是,梁思成对着时任北京市领导撂下一句话: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的,我是对的。

67年后,建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公布,中国互联网上,不少人表示:“我们欠梁先生一个道歉”。

1.4万根烟囱致敬莫斯科

最终,北京采取的是
苏联专家提出的方案。《城记》中说,苏联专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必须是全国的大工业基地。为了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就必须保证工人阶级的数量,要大规模发展工业。

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老大哥学习,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1953年11月,北京市的扩建方案这样论述:“我们的首都,应该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要把它建设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技术科学的中心。”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考古学家徐萍方
在接受电视访谈时提到,毛泽东主席希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军队时,能够看到处处烟囱林立,要把北京从“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

于是,北京走上了复制莫斯科模式的道路,苏联式工业发展的意图得到贯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弘介绍说,到八十年代,“北京的重工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在全国高居第二”。更直观的数据是,全国的工业部门有130个,北京占120个。在最多的时候,北京的各类烟囱达1.4万多根,为世界各国首都所罕见。

越过城市外扩的临界点

时间来到21世纪,北京的工业化进程开始逆转。据
《纽约时报》报道,北京开始将重工业迁出首都,同时鼓励发展污染较小的服务性企业。特别是2008年夏季奥运会召开前夕,这一举措得到大力推动,近200家化学、焦炭和钢铁企业由此搬出了首都北京。2011年,首钢集团又将一座大型钢铁厂往东南方向挪了225公里。

工业化带来的空气污染成为北京最主要的挑战。2017年3月,北京关闭了最后一座煤电厂。现在的北京,70%的电力从外地调入,煤炭预计在2018年底前降低到能源构成的10%以下。

另一个挑战是交通。到2017年,以天安门广场作为中心的同心圆式城市规划方案使北京像“摊大饼”一样不断外扩,2009年贯通的六环路全长达187公里。

路面交通的拥堵使得北京不得不使用摇号机制严格控制机动车排照的发放,内燃机汽车的摇号
中签率不到0.2%。另外,北京已经开通了18条地铁线路,还有13条线路在建设之中。而这似乎依然无法解决城市直径突破100公里的北京的交通压力。

2015年和2017年通州和雄安两个城市“副中心”的相继出台,很难不使人们回想起“梁陈方案”。城市副中心,不就是梁和陈60多年前所说的,位于郊区的新的行政中心吗?如果北京采取“梁陈方案”的多中心规划,使每个区域有完善的工作、生活体系,不就可以避免跨区域交通增加拥堵的问题了吗?


据新华社报道,2016年5月27日,研究设立“雄安新区”的想法首次进入中共中央会议的正式讨论中。习近平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强调:北京又面临着一次历史性的空间格局调整。

目前,人们还很难想象,通州和雄安真正成熟后,北京的都市面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城市规划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认为,雄安新区可以有效遏制和终结北京摊大饼式的空间发展格局。

也许这可以看作,67年前被放弃的“梁陈方案”以一种新的方式回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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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ence Bendixson, President, Living Streets (Britain's pedestrians association)

Road traffic congestion is common to all big cities. It is a sign of economic success not failure. However wasted time is a cost and congestion can be managed by following the Singapore example of charging drivers to use the roads. Furthermore if the income from charging is used to improve bus and Metro services, this further helps to create alternatives to car travel. Do all these things and then, after decades, the use of cars will begin to decline and travel on foot, by bike and public transport will grow. Greater London demonstrates this phenomenon in a city of 8 m. Would it work in the much larger Beijing? Probably but without guarantee.